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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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人員 | |
組長 | 陳伯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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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 康 生、 陶 鑄 |
副組長 | 江 青、 王任重、 劉志堅、 張春橋 |
成員 | 謝鏜忠、 姚文元、 王 力、 關 鋒、 戚本禹、 尹 達、 穆 欣、 郭影秋、 鄭季翹、 楊植霖、劉文珍 |
機構概況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
機構類型 | 「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
授權法源 | 五一六通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
聯絡方式 | |
總部 | |
實際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釣魚臺國賓館14號樓與16號樓 |
機構沿革 | |
成立時間 | 1966年5月28日 |
撤銷時間 | 1969年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5月設立的一個機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機構。
設立中央文革小組的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成立新一屆政治局後自動撤去,之後四人幫通過1970年成立的中央組織宣傳組繼續發揮影響。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主要成員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被告人。陳伯達、康生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
歷史
[編輯]1964年7月,毛澤東提議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為中央非常設機構,彭真為組長,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1966年2月,針對日益升級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並在會後起草了「二月提綱」,試圖將批判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之內,但後來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決定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為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8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是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初始人員
[編輯]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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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臺賓館14號樓。
運作
[編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1967年1月12日《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起草)聯合署名。「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與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澤東以其秘書班子取代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的過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並主持。
小組成員的出局
[編輯]小組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不少人從這裏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
- 郭影秋:1966年7月27日-29日被北京市委與中國人民大學。
- 尹達:1966年8月底被中科院歷史所
- 張平化:1966年8月30日中央決定他重回湖南主持工作,脫離了中央文革小組
- 鄭季翹:1966年11或12月
- 劉文珍:1966年12月
- 王任重:1966年12月27日
- 陶鑄:1967年1月4日
- 劉志堅:1967年1月4日
- 楊植霖:1967年初
- 謝鏜忠:1967年5月
- 王力:1967年8月30日
- 關鋒:1967年8月30日
- 穆欣:1967年9月6日
- 戚本禹:1968年1月13日
惡攻罪
[編輯]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後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魯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駐地查勘,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是楊余傅事件的原因之一。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郵資。
解散與清算
[編輯]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成立新一屆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五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小組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直到1970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倒台並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後,中央文革小組才不再在中央文件中被提及。[1]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而此前,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都被判刑,已故的康生則被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註釋
[編輯]- ^ 余汝信 曾鸣: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 [2022-0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2).
參考文獻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c/Wikisource-logo.svg/38px-Wikisource-logo.svg.png)
- 鄭德榮等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 王毅《「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文化基因》
- 金春明等編《「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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