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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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围墙上的红字标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中文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时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持续时间10年
地点中国 中國大陸
别名文化大革命、文革
类型政治运动肅清
動機毛泽东认为党和政府中存在右倾势力和修正主义,腐败、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严重,欲发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夺回权力,维护自身在党内的核心地位[1][2][3]
发起人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结果经济活动与教育停顿;历史、宗教与文化物质遭到摧毁;(从毛主义者视角)运动没有达到毛泽东既定的目的。
影响毛澤東逝世不久後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華國鋒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死亡据估计数百万平民、红卫兵与军人死亡(具体死亡人数未知)。
财产损失关于文物古迹损失请参考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诉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等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繁体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简化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通常简称
繁体字
  1. 文化大革命
  2. 文革
  3. 十年動亂
  4. 十年浩劫
  5. 十年內亂
  6. 十年恐怖
简化字
  1. 文化大革命
  2. 文革
  3. 十年动乱
  4. 十年浩劫
  5. 十年内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註 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運動,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8][9][10][11][12]。文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一,一般认为其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8][13][14][註 2]。文革普遍被认为长达十年之久[註 3],对新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邓小平等人及其后中央领导层的全面否定[8][19][20],被后世负面评价为十年内乱[21]十年动乱[22][23][24]十年浩劫[25][26][27][28]。文革前,三面紅旗运动的挫败导致数千万人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亡[29],毛泽东自我检讨后退居二线[30],但留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留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31][32]。中国官方认为,毛泽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除党和政府中的修正主义以及腐败、特权等现象而发动文革[9][21][33][34];也有学者认为,毛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协助下发动文革,以“反蘇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的名義批判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8][35],尝试重回黨核心[1][2][3][36]。文革在此後的一兩年内達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37],自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后,全国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38]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達到顶峰[39][40]。而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广泛化,红卫兵运动基本被压制,工人造反派开始领导文革[41][42];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席卷全国[43][44][45][46]。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权力多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则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政极左派互相争权内斗、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9]。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47][48]。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9][49][註 4]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53][54][55][56][57]。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58][59][60][61][62],亦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63][64]。在國際方面,文革則影響了柬埔寨红色高棉[65][66]、法國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有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左翼在以暴力實踐理想與認識不周下把過度美化的了社會主義付諸為抗爭行動[67]。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8]、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69]、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53][70],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壞[71][72][73]。众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74][75][76][77]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8][79][80]。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81][82][83][84]。“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85]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86],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周作人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而受到保护[87][88]。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41][89]

文革结束后,历经一連串政治鬥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期间掌权的極左派下台后则多被整肅[90][91][92][93][9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并通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確立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20][95]。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次強調要全面否定文革[96]。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保持了堅定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措辭[97]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间和思想界在文革结束后,历经1980年代以反文革为主线的“新启蒙运动”,提倡人道主义普世价值,至1990年代逐渐分化形成“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98][99][100][101]。其中,毛派和新左派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后被人为地妖魔化,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后果负主要责任,并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02][103][104][105][106]。直到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具有极大争议,部分观点批評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的各种影响仍残留至今[107][108][109]

历史背景[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110][111]。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滿懷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時,赫魯晓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斯大林模式[110]

自由派观点认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恐懼死後像斯大林那样被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1][2][3][36][112]左派观点认为,中共通过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照搬苏联经验,体制上存在等级工资制与干部特权等问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反右运动”等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削弱行政官僚摄取的工业化红利[113]。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中国官方观点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义[33][34][114]

也有观点认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培育“新人”而发起的,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认为“新人”应当是那些“在无统治的社会中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人类历来的乌托邦幻想中就有这样的人”[115]

反右运动及个人崇拜[编辑]

1957年,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6-57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116][117][118][119]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120][121]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22]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122]

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批评“右倾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要反对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123]

大跃进及大饥荒[编辑]

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

1957年底,“大跃进”的口号被正式公开提出[124];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25]。毛泽东得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等冒进的结论[123]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开始纠“左”,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123]。但在同月毛泽东仍然认为:“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126] 而当年实际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127]。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128]:32,在当月的武昌会议上,生产指标被压缩,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129],然而1959年钢产量最终为1387万吨[130][131]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召开,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32]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最后却变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133]。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这成為了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134]。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思想。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罷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135]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136]。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137]。在该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官方表示,这期间有许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29][138][139]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握手(1959年)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40]。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公报称“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41]。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142]

七千人大会及后续[编辑]

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為了解決災荒,劉少奇允許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毛澤東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兩人矛盾在1962年不可挽回地爆發了。[143]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公开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144]。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145]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註 5]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147]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148]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31],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49]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150]。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150]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51]

中苏论战及四清运动[编辑]

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见“东方红”全体演员(1964年10月16日)

中苏论战期间[152],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称“四清运动”,口號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74]

文革的准备阶段[编辑]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文艺界,提出彻底整顿文化部,让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再次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这一工作。毛泽东先提名了三个人:陆定一彭真周扬,接着又点名增加康生吴冷西。此即“五人小组”,后来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53]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剧中的“退田”情节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154]毛泽东在当年12月的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以诛心之论指责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154]

姚文元的文章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吴晗的领导,担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北京市长彭真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154]同时,江青则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下发,毛亲自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155]

与批《海瑞罢官》同时,掌握重要的军内外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被批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职务。而掌控另一重要职位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日已经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实际上被隔离审查。[156]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57]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158],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謂“四个存在”理论[159],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60]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61]:583

发展过程[编辑]

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62]

  •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結果是“劉鄧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間當權的勢力之間發生內部爭鬥,林彪失勢並因篡位失败而逃走,最终墜機身亡。
  •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訊漸漸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粉碎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1966年5月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工作组(1966.5 - 1966.7)[编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五·一六通知》。直到这次刊载前,1966年5月16日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63]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4]

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会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根据新华社的表述: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爆发。[166]分别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这次扩大会议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167]:41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168]

林彪还开始倡導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169]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70]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167]:5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171]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172]。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173]南京大学[174][175]上海音乐学院[176]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177]。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167]:65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78]

毛主席语录》,原本是1964年林彪在軍中發行的,1966年8月文化部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發會議後,便流行開來[179]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8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18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82]

文革学者马若德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67]:48。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167]:72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编辑]

1966年,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前向江边群众挥手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183]。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67]:92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于报刊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裡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84]

1966年9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游行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35]

红卫兵与大串联(1966.8 - 1967.3)[编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紅衛兵們「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85]。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67]:107。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惡化[186]。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67]:128-130。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87][188]。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萬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萬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萬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67]:117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189]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遭到批斗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190]。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1]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号,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192]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93]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1966.11 - 1967.9)[编辑]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67]:170-172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194]: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194]: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195]。据统计[196],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贵州革命派造反情景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67]:189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67]:195-196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爆發六七暴动,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197]。1967年7月8日上午,約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當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198];中國方面1死8傷[199],中英雙方互相抗議[200][199]。暴动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201]。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1967.7 - 1970.3)[编辑]

1967年,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群众集会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202][203]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204]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1967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集会,打出“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罪恶流毒”标语

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205]。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206]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207]

1967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书写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画报》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1968年春天,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43][208]

1968年“芒果崇拜”的宣传标语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209]。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為主,中國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林昭,1957年成为全国第一批右派,獄中公开反對毛澤東,1968年遇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210]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文章还认为纪录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反动影片,“这部由叛徒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的老婆王××出马督阵炮制出来的毒草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面教材。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拚命鼓吹“议会道路”,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影片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211] 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则开宗明义地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212]

刘少奇遗体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67]:278。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67]:281。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167]:27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中共九大与九一三事件(1969.4 - 1971.9)[编辑]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关系破裂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213]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鬥、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214]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215]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216]。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217]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8]。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19]。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220]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221]。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222]。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23] 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223]

毛泽东和林彪(1967年1月)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國志》中,孫權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224]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225]。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225] 林彪仅表示附和[225]

有学者认为[226],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226]。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227],“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228]

有学者认为[226],据中共承认[229],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230],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226]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231]。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217],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232])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217]

五七一工程纪要》影印本封面,可见其被定义为“反革命政变纲领”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217],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233],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234]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235]。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236]

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与四五运动(1971.9 - 1976.9)[编辑]

四人帮,即王洪文(左上),张春桥(右上),江青(左下),姚文元(右下)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37]。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238]。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239]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240]。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241]

从1974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国民党都是尊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242]。此后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黑画”运动。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243],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244]。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供认,他要投靠苏修,找“保护伞”,并肯定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45]《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246]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5年12月,美国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及夫人访华,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谈[247]。当时邓小平的文革整顿工作已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248]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政坛[249]。1974年10月,周恩来病情恶化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将邓小平重新推上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250]。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1975年8月,四人帮依靠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发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水浒传》也因此被大量出版发行[251][252]。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11月,在毛远新等人多次“提醒”下,毛泽东开始担心文革之后被翻案,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导致毛泽东不满[248][253]。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248][253]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254]。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邓小平第三次下台[253]。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毛泽东之死、怀仁堂事变与中共十一大(1976.9 - 1977.8)[编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255]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10月2日,华国锋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256]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257]

文革后续[编辑]

华国锋上台(1976.9 - 1977.8)[编辑]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華國鋒在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258]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259]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選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60] 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258]。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258]

華國鋒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261][262]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1977.7 - 1978.12)[编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夺回在中共内的领导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263]。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264]。同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1978年3月,鄧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265]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在三中全会上被恢复,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同时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被撤销。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266]。同年9月,赵紫阳彭真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五中全会恢复了在1966年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支持改革开放的万里谷牧也进入中央书记处,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情况被改变。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时支持改革开放的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华国锋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82年9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二大上仅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彻底退出中央领导核心,而中国的权力格局也变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陈云逝世。

对文革的否定与清算(1976.9 - 1984.8)[编辑]

怀仁堂事变与审判四人帮[编辑]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汪东兴等党政军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以“隔离审查”名义抓捕并拘禁。次日凌晨,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结束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最后在1981年1月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华国锋与揭批查运动[编辑]

10月18日,怀仁堂事件后不久,华国锋领导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简称“揭批查运动”)。“揭批”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从1976年10月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上台。[267]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编辑]

邓小平上台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268]。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269]《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编辑]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座毛泽东雕像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08][109]。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270][271][272]。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108][109][273][274]。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275][276]。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77]

另一方面,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278][279]。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280][281]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后因六四事件的爆发而中断,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98][99][100][101]。但此后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分歧与争论,逐渐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101]。相比于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高调否定文革,而此后的部分当权派越来越得势、比过去更腐败,当局则逐渐开始回避文革话题,并希望人们遗忘文革,同时打压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对文革的探讨和反思[282][283][284]。有学者认为,这导致中国社会内部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络上,当权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相似[282][283][284][285]。自由派人士,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则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强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102][105][286]

中国国内以及国际上的毛派和新左派人士、政党则认为,文革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灭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是一场正确的、必要的无产阶级革命,但遭到了以“走资派”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以及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学者、自由派等右派的抵抗、诬蔑和歪曲;一些学者和亲历者也认为在文革在诸多方面实现了有益的突破,比如“四大”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当时的教育路线和课程实现了知识分子劳动实践、与工农兵的结合[287]、推动了教育公平[288][289][290]破四旧以及“批林批孔”运动打倒了束缚劳动人民思想的旧道德旧文化等。至于文革期间的种种混乱和流血事件,则主要应当归咎于以当时的高干子弟为首的保守派[291]

后果及影响[编辑]

人道主义灾难[编辑]

死亡人数[编辑]

西藏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其妻子遭受严酷批斗(1966年8月)。7年后,该少将于1973年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強姦輪姦自杀批斗,等等[70][292][293][294][295]。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多万到2000万不等[54][55][56][57][70][295][296]

  • 依据美国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303]
  • 依据作家张戎和爱尔兰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304]
  • 依据华裔学者丁抒1997年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利用现有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推论,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54][302][305]
  •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301][306][307]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编辑]

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遭批斗(1967年9月于西北农业大学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川东杀俘事件,等等[61][70][292][293][311][312]。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293]。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294]。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293]。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313][314]

  • 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58][59][315]。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59][315]。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58][59]
  • 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61]
  • 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316][317]
  • 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54][70]。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318]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编辑]

重庆文革墓群,埋葬着众多的重庆文革武斗的死亡者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319]。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54][305][307]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70][320]。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321]。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20万人自杀[54][305]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54][305]

  •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61][322][323][324]
  •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61][325]
  • 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305][326][327]
  •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万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说10万6百59人[328]),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326][329][330]

技术灾难[编辑]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63][64]

红卫兵暴乱[编辑]

文革时期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海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331][332]。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41][331]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70][333][334]。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70][334]。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中,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宮觀、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70][334]

领导层动荡[编辑]

  • 划线代表死于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此外,四人帮成员被打倒标志着文革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体制
建立日期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
解散日期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政变
组织与人物
黨主席毛泽东 华国锋
国家元首刘少奇 宋庆龄董必武(代理) 董必武(代理) 朱德 宋庆龄(代理)
政府首脑周恩来 华国锋
副政府首脑林彪 陈云 邓小平 张春桥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历史
前任五大书记
继任兩年徘徊时期(1976—1978年)、元老体制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中央官员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林彪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 政治局委员江青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叶群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
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 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地方官员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

行政区划[编辑]

1968年北京市地图,可见大量道路、街道名被更改为具有文革时期风格的名称,如“红卫”“反帝”“反修”等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编辑]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335][336][337][338]。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335][339][340][341]。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342]。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342]。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342][343][344]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345][346][347]。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345]。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335]

1966年的大庆油田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335]。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338]。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338][348]。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338]。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338]。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338]


科技学术[编辑]

1967年,民众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81][82][349][350]。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88][350][351][352],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353][354]。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中科院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349][350][355][356]。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个“特务案”,导致研究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牵连了全国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342][349]。截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个研究所只剩下53个,且只有13个属于中科院直属管理[350]北京大学被以各种名义“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349]

文革期间,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大陆遭到长时间“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参与者认为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科学前进最大绊脚石之一”,对此参与者宣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但批判遭到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抵制[357][358][359]。与此同时,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85]、“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86][356],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360][361]。此外,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362][363]、 “氢弹之父”于敏[364]等人在内的诸多科研工作者及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365],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87][88]。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366][367][368]。包括数理经济学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369],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梁思成[370]熊十力[371]田汉[372]老舍[373]周作人[374]翦伯赞[375]傅雷[376]吴晗[377]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较为重大成果的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338][378]。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341][379]。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341][379]

社会影响[编辑]

文化教育[编辑]

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复课闹革命”,黑板上写有文字“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刊于1968年2月《人民画报》
身穿红军军装的芭蕾舞剧演员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

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54][70]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加到各大院校中。[380][381]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382][383]。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制度才被废除,高考也在1977年恢复。

青年与知识分子[编辑]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農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11]。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经下乡的大部分知识青年在1979年国务院允许知青返城后才得以离开农村返回家乡。

中华文化传统[编辑]

1966年的市民婚礼场景,参与者簇拥着挂有毛泽东肖像的卡车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擊[384]。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编辑]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385]

文物古迹损毁[编辑]

文革期间,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386][387]。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386][387]。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388]。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分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389]

对外关系[编辑]

文革时期的中国與蘇聯徹底決裂,兩國關係嚴重惡化成為後來中美建交的原因,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390][391][392]。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390][391][392]。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1967年,日本受文革影响的学生游行
1967年香港工人举行“反对港英当局迫害斗争大会”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393]。文革影響了当时的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394][395]

改革开放[编辑]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404]。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405]:46–47

21世纪[编辑]

至今仍能在未進行拆除的农村看到的毛泽东语录粉刷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406]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107][286]

2012年底起,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譬如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407][408][409][410][411][412][413]。2021年11月11日,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97] 不过,多间媒体就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414][415][416]

评价[编辑]

中国共产党官方[编辑]

  • 1980年,意大利知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北京对邓小平进行了专访,当问到文革是否是一场内战时,邓小平认为[417][418]

    还能说不是吗?人民分裂成两派,互相杀戮,又因为老干部给打倒了,那些自称“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帮那一伙。啊,许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了。

    当问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时,邓小平指出[417][418]

    很难估计,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死因,况且中国又那样大。不过,请听着,这么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计当时发生的其他悲剧,单是死亡人数就足以说明文革的错误。......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

  • 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官方始终对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相當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社會主義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與背叛[20][95]
  • 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部张志明:「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有种很权威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确立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社会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进步目标。我个人认为,这一结论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必须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在认识上真正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为法治模式。事实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仅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层面,不仅没有怀疑到苏联模式的合理性,不仅没有触及到制度层面,而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的观点还进行了批驳。」[419]
  • 2009年,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5]
  • 2012年,温家宝在卸任國務院總理前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上說:「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107][286]
  • 2018年,中国官方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大大淡化了文革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和毛泽东的责任,引起外界关注中共对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变[420]。而2019年9月27日,新华社在一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回顧該國歷史的文章中繼續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內亂”[15]。2019年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恢复了一部分原来的定性,删除了很多2018版中中性的词语。书中提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421] 2020年版则完全恢复了40年前官方对于文革彻底的否定,用词非常严苛,和2018年以前的版本几乎相同:「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421]
  •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97]
  • 202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422]

正面[编辑]

  • 1967年,在《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的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文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423] 1968年4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424]
  • 1977年8月,华国锋中共十一大上报告:“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258]
  •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得到了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实验,又一次巴黎公社。”他认为如果按照当时计划的路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他们计划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女儿张维维表示:“邓小平把这些都全面抹杀了,什么都不承认了,说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不公平的。”[425]
  • 朱永嘉:“毛泽东经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这种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让群众起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让群众来鉴定和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状态。但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文革结束以后势必出现反复,通过文革并没有达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监督各级领导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败,这个问题迄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426]
  • 黄廉:“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427]
  • 历史学家高默波:“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428]

负面[编辑]

  • 1966年10月,蒋中正(蒋介石)在《告中共党人书》中表示:「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429][430]「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分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429][430]《蒋介石评传》中也记载他的评价“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431]
  • 1966年10月,恩維爾·霍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的讲话,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否定。他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拜以一种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达了顶峰”,“你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被毫无歧视地拒绝,而一种新的文化,即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被创造出来”,并认为“我们很难把‘红卫兵’正在进行的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标志可以由市级机关撤除,敌人可以而且应该依法被专政机关抓走,如果敌人进入党委,可以通过党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这么说,即使我们的中国同志必须武装工人,攻击各地的党委,但是这也不应该由孩子来做”[432]
  •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提道,“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 我在收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语录。在20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表面,怎么可能一个国家还会相信巫医和不可思议的怪诞偶像呢?中国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医生只要记住毛的话就能治好病人吗?依我看,毛的身上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他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433]
  •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描述文革期间的现状:“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434]
  •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的流行,二者在“新启蒙运动”大背景下进行创作,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435]。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等出版物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在《巴金自传》中他提道,“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 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436] 巴金等人此后不断地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认为“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437][438]
  • 2013年,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网中华网以及腾讯网等媒体转载《中国青年报张鸣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58][439]
  • 2013年,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440]
  • 历史学家秦晖反对纯粹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来解释文革,他认为,“而毛泽东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他自比‘马克思秦始皇’,但马克思的理想与秦始皇的理想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知道他离何者更近),但他为此既可以‘牺牲左派’也可以‘牺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资派’,更可以让‘走资派’去屠杀‘造反派’,亦即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是不择手段的,而且首先是为谋求‘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所需要的无限权力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282][441]
  • 历史老师袁腾飞评价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称:“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可以杀人,所以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国土上,并不遥远,结束了刚刚40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还有人高呼万岁,这是很可怕的。”[442]

文革相关作品[编辑]

学术著作及期刊[编辑]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纪实文字或回忆录[编辑]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文学创作[编辑]

新启蒙主义”大背景下,相关文学流派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派[435]。(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各类电影[编辑]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电视作品[编辑]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注释[编辑]

  1. ^ 中国大陆自1980年7月以来,所有官方出版物(包括书籍[4]、报刊、文件等)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简称“文革”均会打上引号,表示对其“革命性”的彻底否定,这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的[5]。目前中国大陆也基本不用当时的名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呼这场历史运动。“‘文化大革命’”即便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百科条头中也同样带引号[6][7]
  2. ^ 亦有认为,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5]
  3. ^ 亦有说法文革持续了三年,即1966年-1969年[16]。而文革的导火索可追溯到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由姚文元发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7][18]
  4. ^ 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后,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50]。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51]。1977年8月18日,华国锋在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52]
  5. ^ 5年以后,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46]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高华. 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香港中文大学. 《炎黄春秋》. 200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1) (中文). 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2. ^ 2.0 2.1 2.2 日吉秀松. 毛泽东文革目的探析(收录于《文革五十年: 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 明鏡出版社. 2016. ISBN 978-1-63032-898-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24) (中文). 
  3. ^ 3.0 3.1 3.2 宋永毅. “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当代中国研究》. 2008年, (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04). 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无非是要清除党内异己,确保大权独揽。尽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来作为挥舞的旗帜,但却不愿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把他的权力体系变成虚渺的存在。... 于是,一场号称以“改变官僚体制”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回归到党的集权专制。这个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体制,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与此同时,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4. ^ 石光辉. 党史百问|“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经过和教训是什么?[OL]. 共产党员网(2022-07-08)[2024]. https://www.12371.cn/2022/07/08/ARTI1657278075656458.shtml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 ^ 陈立旭. 胡耀邦在中宣部[OL]. 张玉,谢磊,责编:4(2015-11-13)[2024].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 ^ “文化大革命”[M/OL]//陈至立. 辞海. 7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2024].
  7. ^ 郑谦,陈东林. “文化大革命”[OL]//陈奎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 3版网络版.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06-17[2024].
  8. ^ 8.0 8.1 8.2 8.3 “文化大革命”. 新华网.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9. ^ 9.0 9.1 9.2 9.3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2005-06-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5) (中文).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10. ^ 莫里斯·迈斯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马克思主义文库.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 
  11. ^ 11.0 11.1 王凡西.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文库. 《毛泽东思想论稿》. 2015-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中文). 
  12. ^ 李慎明. 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摘自《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人民网. 2015-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30) (中文). 
  13. ^ 《五一六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2009-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4. ^ 1966年5月16日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人民网. 2003-08-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1月12日) (中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由彭真任组长及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钢”),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5. ^ 15.0 15.1 15.2 共和国的足迹——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华社. 2009-08-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11) (中文). 
  16. ^ 印红标. 文革历史概说. 《华夏文摘》. 2019-06-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17. ^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9). 
  18. ^ 李逊.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华夏文摘》增刊. 2010-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13). 
  19. ^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44). 人民网. 《广安日报》. 2018-06-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07) (中文). 
  20. ^ 20.0 20.1 20.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人民日报》. 2008-06-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6) (中文). 
  21. ^ 21.0 2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05) (中文).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22. ^ 商传. “文革”十年动乱,你有没有听到赵匡胤的哭泣?. 人民网. 《历史学家茶座》. 2011-06-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23. ^ 张子剑. “十年动乱”中的胡耀邦. 星岛环球网. 人民网、《文史天地》. 2011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16) (中文). 
  24. ^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來龍去脈,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6-05-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23) (中文) 
  25. ^ 李乔. 文革: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很不妥当——析一个错误的提法. 人民网. 2006-09-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9) (中文). 
  26. ^ 赖诗逸.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27. ^ 于泽远. 习近平称“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 《联合早报》. 2016-05-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 
  28. ^ 林盈君. 十年浩劫!一探文化大革命旧照. 《中时电子报》. 2016-0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2) (中文). 
  29. ^ 29.0 29.1 MENG, XIN; QIAN, NANCY; YARED, PIERRE.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 (PDF). 《经济研究评论》. 2015, 82 (4): 1568–1611. doi:10.1093/restud/rdv01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9-09-06). 
  30. ^ 丁抒. 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 2009-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7) (中文).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泽东自知他全力投入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他在经济领域已无可为。毛以「退居二线」为名甩手不理事务,静观刘、邓等人去收拾。 
  31. ^ 31.0 31.1 彭厚文. 文革前“一线二线”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人民网. 《北京日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9) (中文).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刘少奇真正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退居第二线的姿态。 
  32. ^ 历史瞬间:西方人眼中的“大跃进”.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5-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20) (中文). 西方分析人士多数认为,正是因为大跃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毛泽东一度被迫退居二线,而给他日后为夺回“王权”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伏笔。 而文革又再次将中国和中国人带入灾难的深渊。 
  33. ^ 33.0 33.1 师霞.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7-08) (中文). 
  34. ^ 34.0 34.1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各方面工作的艰难进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中国共产党简史》. 2021-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9) (中文).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35. ^ 35.0 35.1 魏喜龙; 苏华. 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人民网. 2007-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30) (中文). 
  36. ^ 36.0 36.1 许波. 文革55周年:毛为何发动?习为何重评?. 美国之音. 2021-05-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8) (中文). 
  37. ^ 錢鋼. 從《解放軍報》(1956–1969)看“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 (PDF). 《二十一世紀》双月刊. 2003-06, (7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10-21)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 
  38. ^ 许善斌. (2)"文攻武卫". 人民网. 200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中文). 
  39. ^ 李莉. 韩德强: 毛主席就是一个神.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3-1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40. ^ 安德烈. 造神比赛 习近平赶上毛泽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8-03-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中文). 
  41. ^ 41.0 41.1 41.2 对红卫兵组织失去信任 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人民网. 凤凰网. 2009-1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5-27) (中文). 
  42. ^ 李逊.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 搜狐. 共识网. 199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5) (中文). 
  43. ^ 43.0 43.1 丁抒.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华夏文摘》. 200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 (中文). 
  44. ^ “一打三反”专辑 (PDF). 《记忆》. 2010-09-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7-11) (中文). 
  45. ^ 杨继绳. 第16章.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香港: 天地图书. 2017-07-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7) (中文). 
  46. ^ 丁力; 莫雨. 中国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图片集. 美国之音. 2016-09-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2) (中文). 
  47. ^ 共和国辞典:“七五宪法”. 腾讯.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2) (中文). 
  48. ^ 张春桥.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97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中文). 
  49. ^ 文革争议:中共粉碎四人帮 弹指四十年. 英国广播公司. 2016-1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17) (中文). 一般认为,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及其支持者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性事件。 
  50. ^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中国改革信息库. 《邓小平改变中国》. 2008-05-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20). 
  51. ^ 华国锋的施政理念与邓小平有哪些核心冲突?. 凤凰网. 《邓小平改变中国》、人民网. 2012-04-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20). 
  52.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人民网》. 1977-08-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20). 
  53. ^ 53.0 53.1 53.2 凌志军; 马立诚.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怪事:"文革"之风仍在继续吹. 人民网.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中文). 
  54. ^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宋永毅. 文革中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读苏扬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 《华夏文摘》. 2011-1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09) (中文). 
  55. ^ 55.0 55.1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塔夫茨大学. World Peace Foundation. 2016-1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8) (美国英语). 
  56. ^ 56.0 56.1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Necro Metrics. [2019-1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1) (英语). 
  57. ^ 57.0 57.1 嵇伟. 文革,中国仍然没有结束的一场革命?.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4-1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4) (中文). 
  58. ^ 58.0 58.1 58.2 58.3 张鸣. 不反思“文革”的社会,就是个食人部落. 《中国青年报》. 人民网. 2013-0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59. ^ 59.0 59.1 59.2 59.3 晏乐斌.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炎黄春秋》.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60. ^ 宋永毅.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PDF). 香港中文大学. 2016-0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5) (中文). 
  61. ^ 61.0 61.1 61.2 61.3 61.4 宋永毅.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2011-08-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25) (英语). 
  62. ^ 蘇陽.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4-06-15. ISBN 978-962-996-576-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9) (中文). 
  63. ^ 63.0 63.1 1975年那个黑色八月(上)(史海钩沉). 人民网. 《中国能源报》. 2012-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06) (中文). 
  64. ^ 64.0 64.1 75·8板桥水库溃坝 20世纪最大人类技术灾难. 凤凰网. 凤凰卫视. 2012-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65. ^ 65.0 65.1 王友琴. 2016:张春桥幽灵 (PDF). 芝加哥大学. 2016-12-3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5) (中文).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写作者,在我看来,这段一分钟的张春桥纪录片还有一个意外的作用,就是通过显示中国文革和红色高棉革命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中国文革有更深厚的认识,就像“比较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国的文学一样。 
  66. ^ 66.0 66.1 Chenyi W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hmer Rouge in the 1970s: An Ideological Victory and a Strategic Failure.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2018-12 (英语).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Khmer Rouge borrowed radical ideas from China and learned from Mao's revolutions, especiall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launch its own disastrous revolutions in Cambodia. 
  67. ^ 艾米. 法历史学家分析“五月风暴”前后法知识界对毛和文革的狂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8-05-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22) (中文). 
  68. ^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PDF). 《记忆》 (《记忆》杂志编辑部). 2009-05-20, (總第13期).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8-26) (中文). 
  69. ^ 陈东林.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015-12-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2) (中文).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70. ^ 70.00 70.01 70.02 70.03 70.04 70.05 70.06 70.07 70.08 70.09 70.10 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PDF). 芝加哥大学. 2015-05-0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10-12) (中文).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的文革受难者,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而成为永远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71. ^ 史海钩沉:文革中被破坏珍贵文物不完全清单(1). 中华网. 2005-07-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72. ^ 印红标.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香港中文大学. 《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 200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4) (中文). 
  73. ^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中国多少珍贵文物. 新浪. 中华网. 2013-08-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8-15) (中文). 
  74. ^ 74.0 74.1 王海光. 四清运动:文革的预演,刘少奇厄运的开场. 搜狐. 《东方历史评论》. 2015-12-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 
  75. ^ 王光美谈文革期间的刘少奇. 凤凰网. 《法制晚报》. 2015-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76. ^ “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人民网. 2016-0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77. ^ 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会上,为彭德怀同志致悼词. 祁阳陶铸故乡网. 2015-07-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0) (中文). 
  78. ^ 包德甫. 毛泽东之后,掌管中国的权力之争. 《纽约时报》. 2016-08-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79. ^ 去世20年后,前副总理陆定一骨灰近日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网易. 2016-1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中文). 
  80. ^ 半文盲陈永贵为什么能连任两届副总理?(图). 凤凰网. 人民网. 2008-03-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81. ^ 81.0 81.1 王扬宗. 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网. 《科学时报》. 2008-03-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中文). 
  82. ^ 82.0 82.1 余广人; 冀一兵.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炎黄春秋》. [2019-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中文). 
  83. ^ 王来棣.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当代中国研究》. 2003年, (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8). 
  84. ^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文库. 《戚本禹回忆录》. 2016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中文). 
  85. ^ 85.0 85.1 彭洁清. “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 凤凰网. 人民网. 2013-03-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中文). 
  86. ^ 86.0 86.1 丁佳. 赵九章:最是那一抹东方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报》. 2019-09-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中文). 
  87. ^ 87.0 87.1 杨明伟. 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 人民网. 2018-05-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中文). 
  88. ^ 88.0 88.1 88.2 华新民. 文革中的钱学森. 《二闲堂文库》. 《记忆》. 2010-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22) (中文). 
  89. ^ 袁剑平.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炎黄春秋》.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19) (中文). 
  90. ^ 童青林. 《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1) (中文). 
  91. ^ 沈宝祥. 《亲历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理论网. 2017-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中文). 
  92. ^ 童之伟. 八二宪法与宪政.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28) (中文). 
  93. ^ Patrick E. Tyler. 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 《纽约时报》. 2017-0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5) (中文). 
  94. ^ Abraham Denmark. 40 years ago, Deng Xiaoping changed China — and the world. 《华盛顿邮报》. 2018-12-19. ISSN 0190-828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8) (美国英语). 
  95. ^ 95.0 95.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人民网. 《人民日报》. 1981-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3-09) (中文). 
  96. ^ 任平. 人民日报: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人民网. 《人民日报》. 2016-05-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17) (中文). 
  97. ^ 97.0 97.1 97.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华社. 2021-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7) (中文). 
  98. ^ 98.0 98.1 王学典.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凤凰网. 《开放时代》. 2014-0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04) (中文). 
  99. ^ 99.0 99.1 许纪霖. 启蒙如何虽死犹生?. 爱思想. 《中华读书报》. 2009-08-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05) (中文). 
  100. ^ 100.0 100.1 刘复生. 反思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 爱思想.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6期. 2011-06-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6-04) (中文). 
  101. ^ 101.0 101.1 101.2 許紀霖. 啟蒙的自我瓦解 (PDF).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5-04, (8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6-17)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102. ^ 102.0 102.1 萧功秦.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当代中国研究》. 2002年, (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23) (中文). 
  103. ^ 郭建. 當代左派文化理論中的文革幽靈 (PDF).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6-03-3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5-15) (中文). 
  104. ^ 徐友渔. 我亲历的“自由主义一新左派”之争. 爱思想. 2013-03-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2) (中文). 
  105. ^ 105.0 105.1 朱学勤.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爱思想. 2003-06-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07) (中文). 
  106. ^ 萧功秦.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的信. 新浪. 2013-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0-02) (中文). 
  107. ^ 107.0 107.1 107.2 温家宝: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完全清除. 新浪. 人民网. 2012-03-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5-07) (中文). 
  108. ^ 108.0 108.1 108.2 洪振快. 「新文革」使中國人不安. 《紐約時報》. 2016-08-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繁體)). 
  109. ^ 109.0 109.1 109.2 港报社评:文革50年,中共左右为难--明报5月16日. 《路透社》. 2016-05-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110. ^ 110.0 110.1 王卫. 斯大林模式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 中国知网. 2012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2) (中文). 
  111. ^ 冷战国际史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1235063. 
  112. ^ 胡平. 毛澤東爲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 (香港晨鐘書局). 2006-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14) (中文). 
  113. ^ 贺吉元. “三面红旗”出台的内幕揭秘. 人民网. 《党史文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1958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这里说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14. ^ 羅印冲. 中共新版党史:淡化毛泽东错误、习执政篇幅占1/4. 世界新闻网. 2021-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9) (中文(臺灣)). 
  115. ^ 关于文化大革命,你了解多少?. 德国之声. 2016-05-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15) (中文). 
  116. ^ 金观涛; 刘青峰.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 香港中文大学.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7年4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6) (中文). 
  117. ^ 建国初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到底要整什么人. 凤凰网. 《文汇报·读书周报》. 2010-10-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08) (中文). 
  118. ^ 李肃. 1949之后:反右“阳谋” 起因. 美国之音. 2007-07-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5) (中文). 
  119. ^ 毛泽东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11) (中文). 
  120. ^ 十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上) (3).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18) (中文). 
  121.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3. 
  122. ^ 122.0 122.1 吴志菲.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演变. 人民网. 2013-1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0) (中文). 
  123. ^ 123.0 123.1 123.2 郑谦. 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以“九个月纠‘左’”为例. 人民网. 《中共党史研究》.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24. ^ 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简史》.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1) (中文). 
  125. ^ 正确认识人民公社历史. 凤凰网. 新华网. 2008-08-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2) (中文). 
  126. ^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27. ^ 尚长风.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 中国改革论坛网. 2010-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9) (中文). 
  12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编). 《毛澤東傳(第五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129. ^ 武昌会议(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2-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04) (中文). 
  130. ^ 当前全国钢铁生产为什么没有完成计划?. 内部参考. 1959-02-21 (中文). 
  131. ^ 张远航,刘晴主编. 陈云纪事 1905-1995 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1. 492
  132. ^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新华网.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7) (中文). 
  133. ^ 长征战斗团《红春雷》编,八一红卫兵,徐州机械学校、徐州化工学校、徐州会计学校井冈山兵团翻印《打倒彭德怀、罗瑞卿宣传材料-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反党活动》. Wengewang.org. 2007-09-16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18). 
  134. ^ 徐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九州出版社
  135. ^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 南通市通州区史志网. 2012-03-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02) (中文). 
  136. ^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简本[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01. 220-221
  137. ^ 陈东林.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共党史资料》. 2000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5).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138. ^ 陈意新.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PDF).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1, 17 (1).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1-05-17)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 
  139. ^ 洪振快.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二).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19) (中文). 
  140. ^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新华网. 人民网. 1960-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7) (中文). 
  141.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网.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42. ^ 支中. 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著). 人民网.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11-04-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23) (中文). 
  143. ^ 吕连仁. 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由来.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 2011-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9) (中文). 
  144. ^ 孙中华. 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法的由来 (2). 《党史博采》. 2007年, (第4期). ISSN 1006-80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通过人民网. 
  145. ^ 尹家民. 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 人民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09-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46. ^ 质疑三面红旗 毛泽东刘少奇真正分歧产生.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147. ^ 张素华.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 凤凰网. 《文史博览》. 2011-0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中文). 
  148. ^ 1962年:“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新华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7) (中文). 
  149. ^ 1962年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 斥刘少奇:你急什么. 搜狐. 光明网. 201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03) (中文). 
  150. ^ 150.0 150.1 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27日). 人民网.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07) (中文). 
  151.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52. ^ 中苏论战资料. 马克思主义文库.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8) (中文). 
  153. ^ 《彭真生平思想研究》编辑组编. 彭真生平思想研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12. 第417页
  154. ^ 154.0 154.1 154.2 朱永嘉; 金光耀.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华夏文摘增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2011-07-04, (806) [2023-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13). 
  155. ^ 陈昭,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驳“林彪江青勾结”论,华夏文摘增刊,第七五三期。
  156. ^ 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开国部长 上[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10. 第87页
  157. ^ 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013-10-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158.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4). 
  159. ^ 十大党章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160.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
  161.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073-3992-5. 
  162. ^ 文化大革命. 人民网. 新华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63. ^ 資料庫:《五一六通知》揭開文革序幕. 東網. 2016-05-16 [2022-10-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7) (中文(香港)). 
  164.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57. 
  165. ^ 党史上的今天(5月16日).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16). 
  166. ^ 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09). 
  167. ^ 167.00 167.01 167.02 167.03 167.04 167.05 167.06 167.07 167.08 167.09 167.10 167.11 167.12 167.13 167.14 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674023321. 
  168. ^ 尹家民. 是什么扣动了“文革”扳机?(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 人民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5) (中文). 
  169.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58. 
  170. ^ 沈壮海 徐海蓉 刘素娟.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大事记(1962年-1966年).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71.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年.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9). 
  172. ^ 196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北京城里尽朝辉》“北京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的小将们,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奋起造反,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了“造反有理”。他们展望了学校内外的斗争形势,从心底里感到必须造反:资产阶级“权威”和学阀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高呼:“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173. ^ 蒯大申; 饶先来.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56. ISBN 9787208092518. 
  174. ^ 龙德; 蔡翔.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 辽宁人民出版社. : 617. ISBN 9787205044732. 
  175. ^ 徐传德. 南京教育史(第2版). 商务印书馆. : 435. ISBN 9787100090025. 
  176. ^ 距离与美. 学林出版社. : 95–97. ISBN 9787548611905. 
  177. ^ 郭艳梅,闫社喜主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M].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08. 第240页
  178. ^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79. ^ 馬繼森. 外交部文革紀實. 港中大. 2003年. 
  180.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81. ^ 毛泽东未公开的谈话. 《长江日报》. 2012-09-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4-25). 
  182. ^ 196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在首位》。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是对群众最大政治关怀》:“广大军民热烈欢呼这一大喜事,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学得更好,用得更好,彻底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公布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奔走相告,热烈庆贺我国人民的这一大喜事,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83. ^ 宋毅军. 艰难曲折的抗争 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人民网. 2006-1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30) (中文). 
  184. ^ 中华人民共和学校德育大事记1962~1966年.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14). 
  185. ^ 佚名. 高考回眸:“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 《人民日报》. 1966-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9-28) (中文). 
  186. ^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中国知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11) (中文). 
  187. ^ 共和国60周年大型专题策划-文化大革命. 中国新闻网. [2022-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4). 
  188. ^ 二、延安“文化大革命纪略.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2022-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4). 
  189. ^ 张晓丽; 陈东林. 1966—1967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平台. 《中国产业史研究》. 2020-02-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18) (中文). 
  190. ^ 鲁彤; 冯来刚. 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主席位置上跌落的. 人民网. 2011-07-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1) (中文). 
  191. ^ 滕叙兖著. 不信青史尽成灰 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6. 378-386
  192. ^ 1967年 六十九岁.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93. ^ 对《论修养》的大张挞伐. 人民网. 2012-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194. ^ 194.0 194.1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9881727466. 
  195. ^ 黎彦. “三支两军”的功过评价. 军事历史研究. 1992, (1): 20–33 [2023-04-23]. 
  196. ^ 金春明主编.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10. 627
  197. ^ 197.0 197.1 鄭明仁. 67 暴動 慘絕人寰的八月. 眾新聞.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9). 
  198. ^ 198.0 198.1 中共民兵兩度越界入沙頭角 用機槍突襲掃射 警員五死十二傷. 《工商日報》. 1967-07-09: 第1頁. 
  199. ^ 199.0 199.1 港英在沙頭角槍殺我回程羣眾並射擊我邊境 我緊急强烈抗議港英武裝挑釁 外交部照會要求道歉懲兇賠償 港英不顧警告 打死一人打傷八人 我邊防哨兵開槍還擊. 大公報. 1967-07-10: 第1頁. 
  200. ^ 交涉沙頭角事件 英國將向北平 提交抗議照會 英駐北平代辦正等候倫敦訓令. 華僑日報. 1967-07-09: 第1頁. 
  201. ^ 王海光. “砸烂公检法”的一个典型样本分析.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东方历史评论.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9) (中文). 
  202. ^ 沈壮海; 徐海蓉; 刘素娟.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大事记.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14) (中文). 
  203. ^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人民日报历史. 1967-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204. ^ 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 厦门文献资料库. [2013-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9-19) (中文). 
  205.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人民网.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9). 
  206. ^ 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965--1969). 新华网. [2014-0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1) (中文). 
  207. ^ 1008.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04月. Cpc.people.com.cn. 2006-12-31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5). 
  208. ^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整肃造反派 毛泽东再收权. 星岛环球网. 2006-05-11 [2010-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22). 
  209. ^ Christoph Ricking.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芒果崇拜. 德国之声. 2016-05-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11) (中文). 
  210. ^ 196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1版《全国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吐故纳新,搞好整党建党工作革命已经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许多地方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吐故纳新”,就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斗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还强调说,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要坚持在组织上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在思想上坚持把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等“六论”的流毒,把资产阶级“私”字的各种表现,彻底清除出去。同时,要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
  211. ^ 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人民日报历史. 1968-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212. ^ 一九六九年第三、四期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213. ^ 辛史仁. 毛澤東與周恩來. 香港: 明鏡出版社. 2013-12-15. ISBN 9781630321017. 
  214. ^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网. 人民网. [2013-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13). 
  215.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网. [2013-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04). 
  216. ^ 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4月. 新华网. 人民网. [2013-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13). 
  217. ^ 217.0 217.1 217.2 217.3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2003年4月. ISBN 1-932138-07-2 (中文(繁體)). 
  218. ^ 郭玉振. 中共“九大” 轶事. 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 2008-06-08 [2009年2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7) (中文(简体)). 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 
  219. ^ 郭玉振. 中共“九大” 轶事. 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 2008-06-08 [2009年2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7) (中文(简体)). 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220. ^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221. ^ 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22.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2009-0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6-29). 
  223. ^ 223.0 223.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24. ^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 26页. ISBN 7-80092-606-0 (中文(简体)). 
  225. ^ 225.0 225.1 225.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6—3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26. ^ 226.0 226.1 226.2 226.3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2008-1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6-29) (中文). 
  227. ^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28. ^ 《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29. ^ 参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30. ^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 92—93页. ISBN 7-80092-606-0 (中文(简体)).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231. ^ 该谈话可广泛见诸中共官方史书,例如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1992年,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232. ^ 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233.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234. ^ 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27期,2005年4月6日
  235. ^ 陈晓宁,“质疑林彪出走事件”,载《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332—385页
  236.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 舒云(2007).《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明镜出版社.ISBN 978-1-932138-42-9
  237. ^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2013-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18). 
  238.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 新华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4-26) (中文). 
  239. ^ 中共十大党章. 新华网.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13) (中文). 
  240. ^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哲学研究室,《苏修尊孔反华言论摘录》三联书店, 1973
  241. ^ 《五四以来反动派, 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人民出版社, 1974
  242. ^ 一九七四年《红旗》. Marxist Philosophy.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4) (中文). 
  243. ^ (1974.03.06) 《人民日报》苏修先生们为什么暴跳如雷
  244. ^ 康立. 孔夫子在莫斯科. Marxist Philosophy. 《红旗》. 197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245. ^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浪. 《人民日报》. 1974-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16) (中文). 
  246. ^ 肖海泉. 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Marxist Philosophy.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2) (中文). 
  247. ^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1974-1976. 美国白宫.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07). 
  248. ^ 248.0 248.1 248.2 邓小平为何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 中国新闻网. 《北京日报》. 2012-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20) (中文). 
  249. ^ 复出的步伐——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 凤凰网. 《党的文献》. 2010-0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1-20) (中文). 
  250. ^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251. ^ 莫伟鸣; 何琼. “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6】. 人民网. 《党史博览》. 2014-0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09) (中文). 
  252. ^ 1975年毛泽东为何要搞“重评《水浒》”运动. 凤凰网. 2010-0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1-14) (中文). 
  253. ^ 253.0 253.1 253.2 姜毅然; 霞飞. 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 (5).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中文). 
  254.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
  255. ^ “四人帮”下令反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凤凰网. 2011-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中文). 
  256. ^ 王忠人.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人民网. 《炎黄春秋》. 2003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08) (中文). 
  257. ^ 华国锋. 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977-08-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7) (中文). 
  258. ^ 258.0 258.1 258.2 258.3 华国锋. 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人民网. 1977-08-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7). 
  259.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网. 1977-07-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260. ^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2013-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3) (中文). 
  261. ^ 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
  262. ^ “两个凡是”是怎样被否定的. 人民网. 《北京日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3) (中文). 
  263.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网. 1973年8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264. ^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 1978-1985. 红旗出版社. 1987年: 239页 (中文(简体)). 
  265. ^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武汉轻工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02) (中文). 
  266. ^ 胡乔木.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新华网. 人民网. 1979-0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02) (中文). 
  267. ^ 赵艳来. “揭批查”运动研究 (硕士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268.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新华网. 人民网. 1980-0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7) (中文). 
  269. ^ 第七节 1983~1987年全面整党.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3-04-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7) (中文). 
  270. ^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革的回光返照. 凤凰网. 新华网. 2008-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 (中文). 
  271. ^ 顾骧.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炎黄春秋》. [2019-1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7) (中文). 
  272. ^ 郭罗基.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独立中文笔会. [2019-1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7)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