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鼠族

典範條目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鼠族
《鼠族》第一卷封面
創作者亞特·史畢格曼英語Art Spiegelman
出版時間1991
總頁數296 頁
出版社萬神殿書局
初版
初刊於原生
期號第一卷第二號至第二卷第三號
出版日期1980至1991年

鼠族》(德語:Maus)是美國漫畫家亞特·史畢格曼英語Art Spiegelman圖像小說,於1980至1991年連載。史畢格曼的父親是波蘭猶太人,也是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小說情節就以作者採訪父親的視角展開。作品採用後現代主義風格創作,用老鼠代表猶太人,貓代表德國人,豬代表波蘭人。評論家認為《鼠族》可歸入多種體裁,如回憶錄、傳記、歷史、虛構作品、自傳或混合體裁。1992年,《鼠族》成為歷史上首部獲普立茲獎的圖像小說。

情節從1978年的紐約開始,史畢格曼聆聽父親符拉迪克談論納粹大屠殺期間的經歷,為準備創作的《鼠族》收集素材。接下來書中根據這些經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年開始敘述,直至作者的父母從納粹集中營解放。大部分情節圍繞史畢格曼和父親之間的緊張關係展開,同時着重描繪20歲那年母親自盡對作者的影響,符拉迪克悲痛欲絕並毀掉亡妻留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回憶錄。全書採用極簡主義繪畫風格,在節奏、結構和頁面佈局上頗有新意。

史畢格曼曾於1972年創作僅有三頁的同名連環漫畫,他以此為契機了解父親的二戰經歷,採訪紀錄成為1978年開始創作圖像小說的基礎。史畢格曼的夫人芙蘭索瓦絲·穆利也在《鼠族》中亮相,兩人共同創辦前衛漫畫和圖畫雜誌《原生》,小說從1980年開始以插頁形式連載,直至1991年完成。1986年,作品前六章發行合集,引起主流市場關注,剩下的章節通過第二本合集於完成連載同年面世。此外,《鼠族》還是英語世界第一部獲得高度學術關注的圖像小說。

情節概要

[編輯]

全書大部分內容在兩條主線間來回穿插。框架故事發生在1978至1979年[1],是小說中的「現在」,史畢格曼在紐約雷格公園街區採訪父親符拉迪克(Vladek[2][3]。另一條主線根據符拉迪克的講述展開,是故事中的「過去」,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2],一直持續到1945年猶太人大屠殺結束[4]

1958年,童年時期的亞特·史畢格曼在雷格公園生活[1],他在同朋友一起滑冰時摔傷,但朋友們無動於衷繼續玩耍。回到家後,父親問他為何一副臭臉,亞特說起剛才的經歷,朋友們扔下他不管。符拉迪克用蹩腳的英語告訴兒子:「朋友?你朋友?把他們在同一間沒有糧食的屋子裏關上一禮拜,你就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東西,還朋友!」[5]

符拉迪克與亞特關係疏遠[6],1968年夫人安雅(Anja)自殺後,他續弦迎娶瑪拉(Mala[7]。前來探視的亞特想要了解父親在猶太人大屠殺期間的經歷[6],符拉迪克從他還在波蘭琴斯托霍瓦生活時說起[8],他是如何在1937年與出身豪門的安雅結為連理後移居索斯諾維茨辦工廠。符拉迪克求懇兒子不要把這些內容寫進書裏,亞特勉強同意[9]。安雅生下長子里休(Richieu[注 1])後患上產後抑鬱症[11],夫妻二人前往納粹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並住進療養院。兩人回國後,波蘭政治局勢日趨緊張,反猶太主義氛圍愈演愈烈。符拉迪克在德國入侵前夕應徵入伍,在前線被俘後被迫作為戰俘工作。獲釋時,德國已經吞併索斯諾維茨,他被送過納粹保護國邊境後釋放,但又偷偷穿過邊境與家人團聚。[12]

《鼠族》收錄亞特·史畢格曼1973年的早期表現主義連環漫畫《地獄星球上的囚犯》,重現作者母親自殺的情景

一次,亞特回家看望父親期間發現瑪拉有一本朋友送的地下漫畫雜誌,上面有亞特創作的內容,符拉迪克發現後在雜誌上看到兒子創作的連環漫畫《地獄星球上的囚犯》(Prisoner on the Hell Planet[13]。漫畫講述亞特離開精神病院三個月後又因安雅自殺導致精神受到重創,結尾是他站在鐵窗後面大喊「媽媽!你『謀殺』了我!把我丟在這裏承受敲打!」[14]雖然漫畫帶來痛苦的回憶,但符拉迪克依然認為,兒子用這種方式處理傷痛已是最理想的結果[15]

1943年,納粹命令索斯諾維茨隔都的猶太人前往斯諾都拉(Srodula),然後又把他們趕回索斯諾維茨勞作。為保安全,夫妻倆把長子送到扎維爾切與姨媽生活。德國人把各隔都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姨媽不願面對蓋世太保,把里休和自己的孩子毒死後服毒自盡。許多猶太人在斯諾都拉修建掩體,躲避納粹追捕,但符拉迪克夫婦因掩體暴露被送進「隔都中的隔都」,四周被有刺鐵絲網包圍,他和安雅家族僅有的財產被席捲一空[12]。斯諾都拉絕大多數猶太人都被抓走,僅有符拉迪克幫助藏進另一個掩體的數人倖免,他們在納粹轉移後分頭離開隔都[16]

符拉迪克和安雅在索斯諾維茨四處躲藏,偶爾與其他躲起來的猶太人聯繫。符拉迪克偽裝成波蘭人在外尋找食物,夫妻二人與走私販子取得聯繫,準備逃到匈牙利,但沒想到這實際是蓋世太保的圈套,匈牙利此時也遭德軍入侵,兩人在火車上被捕後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夫妻被迫分離直到戰爭結束。[16]

符拉迪克曾告訴亞特,安雅把她在大屠殺期間的經歷寫進日記,希望兒子看到,這也是了解她進入集中營並與丈夫分離後經歷的唯一途徑。但在亞特索要日記時,父親痛苦地承認他在夫人自殺後太過傷心,以致燒掉日記。亞特極為憤怒,直呼父親是「殺人犯」。[17]

接下來的情節跳轉到1986年,此時《鼠族》前六章已集結成書出版並引來大量關注,亞特對此猝不及防[4],思路卡住,創作難以維繫。他與捷克裔猶太人大屠殺生還者、心理醫生保羅·帕維爾(Paul Pavel)談到《鼠族》[18],帕維爾的意見是,無數死在集中營的人都沒有機會講述他們的故事,所以「或許最好是別再講下去」。亞特引用薩繆爾·貝克特的話回答:「每個字都像是對沉默和虛無不必要的玷污」,但他就在此時意識到,自己已經把故事表述出來。[19]

符拉迪克講述他在售中營的艱苦經歷,忍受飢餓和虐待,以及他是如何機智地避免被納粹選中參加更多勞動或處死[20],夫妻二人偶爾還會冒着風險交流。隨着戰事進展,德國人被迫撤退,奧斯威辛的猶太人被轉運到格勞士-羅森集中營,後又送到達豪集中營,生存越來越艱難,符拉迪克還染上斑疹傷寒[21]

戰爭結束後,集中營的生還者重獲自由,符拉迪克和安雅終於團聚。小說最後,講完故事的符拉迪克上床睡覺並對亞特說:「我講得累了,里休,今天就這些吧。」[22]最終一幅圖畫是符拉迪克和安雅的墓石[23]——符拉迪克於1982年謝世,此時《鼠族》尚未完成[24]

主要角色

[編輯]
亞特·史畢格曼
亞特[注 2]是生於1948年[26]漫畫家知識分子[1]。小說中的亞特經常發怒,充滿自憐自傷之情[1]。為應對源於自身及父母的創傷,他向心理醫生求助[11],《鼠族》完成後也是如此[27]。他眼中的父親為人強勢[1],兩人關係緊張[28]。起初他對父親遭受的苦難無動於衷,但情緒在故事逐漸展開後緩解[29]
符拉迪克·史畢格曼
符拉迪克[注 3]生於1906年,1982年去世[31],是大屠殺的波蘭猶太人生還者,於20世紀50年代初移居美國。小說中的弗德克英語不佳,[32]為人吝嗇且有肛門滯留人格,以自我為中心[29],神經兮兮且有強迫症狀,思想焦慮而固執,這些特點可能是他從集中營倖免的重要原因,但也令家人不厭其煩。他還表現出種族主義立場,芙蘭索瓦絲讓非裔美國人搭便車時,他就擔心會被搶劫。[33]符拉迪克在大屠殺期間對種族主義言論非常敏銳,但對自己的同類言論毫無自覺[24]
瑪拉·史畢格曼
瑪拉生於1917年,2007年辭世[34],是符拉迪克第二任妻子,也是大屠殺生還者。符拉迪克讓她覺得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做得像安雅一樣好。[35]小說創作期間她與亞特有大量交流,但亞特始終沒有對繼母在大屠殺期間的經歷表現出任何興趣[36]
安雅·史畢格曼
安雅[注 4]於1912年出生,1968年自殺身亡,也是大屠殺的波蘭猶太人生還者[31],還是亞特的母親,符拉迪克的原配夫人。她很容易緊張,為人順從而執着,生下長子後首度精神崩潰[37]。亞特的父親不希望兒子成長期間知道父母在大屠殺中的經歷,但安雅有時還是會向亞特訴說。1968年5月,她在浴缸割腕自盡,[38]沒有留下遺書[39]
芙蘭索瓦絲·穆利
芙蘭索瓦絲·穆利(Françoise Mouly)生於1955年[26],是亞特的妻子。穆利是法國人,後為取悅符拉迪克轉信猶太教[40]。亞特一度拿不定主意是用老鼠還是用代表法國人的青蛙指代穆利,最終選擇老鼠。[41]

背景

[編輯]

亞特·史畢格曼於1948年2月15日生於瑞典,父親符拉迪克·史畢格曼和母親安雅·史畢格曼都是大屠殺波蘭猶太人生還者。史畢格曼夫婦的長子裏休在亞特出生四年前被姨媽毒死,以免落入納粹之手。[42]亞特與雙親於1951年移民美國[43],安雅偶爾會告訴兒子她在集中營的經歷,但符拉迪克不希望兒子成年前知道這些[27]

亞特很早就表現出對漫畫的濃厚興趣,16歲便開始職業創作[44]。1968年,他因精神崩潰進入賓厄姆頓州立精神病醫院治療一個月,出院後不久便傳來母親自殺的消息[2]。符拉迪克對兒子參與嬉皮士亞文化不滿,據亞特本人表示,他買下德國產的大眾汽車後,兩人本已十分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到「無法恢復」[45]。與其同時,亞特通過愛好者雜誌了解法朗士·麥綏萊勒等人及其創傷的無字小說,雜誌提議用漫畫形式創作偉大美國小說,令他深受啟發[46]

1972年的《鼠族》連環漫畫

史畢格曼既是漫畫家,也是雜誌編輯,在20世紀70年代地下漫畫運動中地位舉足輕重[47]。1972年,賈斯汀·格林Justin Green)的半自傳漫畫圖書《賓基·布朗遇上聖母瑪利亞》(Binky Brown Meets the Holy Virgin Mary)問世,促使其他地下漫畫家創作更加私人、更具啟發的作品[48]。格林是《搞笑畜牲》(Funny Aminals)的主編,他於同年邀請史畢格曼為雜誌創作三頁規格連環漫畫[47]。史畢格曼決定以種族主義為主題,起初考慮聚焦非裔美國人[49],用貓代表三K黨徒,四處圍捕代表非裔美國人的老鼠[50],但後來決定取材大屠殺,代表納粹的貓追殺代表猶太人的老鼠,連環畫取名《鼠族》,情節由「米老鼠」講述[47]。史畢格曼曾聽聞父親在集中營的經歷,這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創作的基礎。看到史畢格曼完成的連環畫,父親告訴他更多當年的經歷,引起兒子的濃厚興趣。史畢格曼錄下四天的採訪錄音,為之後的長篇《鼠族》打基礎。[51]接下來他開始大量調查研究,查閱生存者記敘,與從大屠殺倖存的親友及其家人交流。他收集戰後發行的一系列波蘭宣傳冊,其中詳細介紹各地猶太人的遭遇,從中獲取索斯諾維茨的詳盡資料。[52]

史畢格曼曾於1979年前往奧斯威辛研究,上圖是集中營大門

1973年,史畢格曼為《快餐漫畫》(Short Order Comix)第一期創作連環畫《地獄星球上的囚犯》[53],情節涉及安雅自殺。同年他又主編充斥色情迷幻的語錄圖書,註明敬獻給母親[38]。20世紀70年代剩下的幾年間他主要創作短篇前衛漫畫,名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從三藩市搬回紐約,但一直到1977年才告訴父親,自己決定創作「很長的漫畫書」。[15]1978年,史畢格曼又開始採訪父親[45],並於1979年造訪奧斯威辛[54]。1980年,他和夫人穆利創辦漫畫和圖畫雜誌《原生》(Raw),長篇新作《鼠族》便在該雜誌連載[55]

漫畫媒體

[編輯]

20世紀40至50年代,美國漫畫書產業十分興旺,各種體裁、流派層出不窮[56],但到70年代末已深陷低谷[57]。《鼠族》開始連載時,美國漫畫市場基本由漫威漫畫DC漫畫兩大出版商壟斷,大部分作品都是超級英雄題材[58],20世紀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蓬勃發展的地下漫畫運動此時也已奄奄一息[59]。公眾普遍認為漫畫出版物就是青春期對權力的幻想,註定沒有成熟的藝術或文學表現力[60],學界探討將漫畫整體視為體裁而非媒體[61]

1978年,威爾·埃斯納推出《與上帝有約》,圖像小說的概念得以推廣並開始獲利,《鼠族》便在此時脫穎而出。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圖像小說一詞能掩蓋漫畫在英語世界文化中地位低下的現實,而且「漫畫書」代表的期刊大多篇幅短小,不適合形容圖書形式的漫畫,所以《鼠族》便屬於圖像小說,而非漫畫書。[62]

出版史

[編輯]

1980年12月,第二期《原生》用小插頁刊登《鼠族》第一章[46],此後每期連載一章直至1991年停刊,此時小說還剩一章沒有完成連載[63]

《鼠族》集結成書時,史畢格曼一度難以找到願意接手的出版商[42],情況在1986年8月改觀,《紐約時報》刊登評論,對連載漫畫青眼有加,萬神殿書局Pantheon Books)隨即將前六章集結成一出版[64],書名《鼠族:生還者的故事》(Maus: A Survivor's Tale)並有副標題《我父親的泣血史》(My Father Bleeds History)。史畢格曼認為,史提芬·史匹堡旗下安培林娛樂Amblin Entertainment)製作的動畫長片《老鼠也移民》是在《鼠族》啟發下誕生,不希望觀眾將兩者對比,所以對圖書能在電影上映三個月前面世深感慶幸。[65]

美國漫畫書大多通過直接市場的漫畫商店銷售,但《鼠族》通過書店發行之舉一定程度上吸引大批讀者[66]。評論家和審稿人都無法在《鼠族》的分類上達成一致,書商也遇到同樣問題,不知該把小說放到哪類書架。萬神殿書局標識的分類是「圖像小說」,但史畢格曼不甚滿意,因為許多圖書長度的漫畫,無論品質是否能與小說相提並論,都被冠以「圖像小說」之名。他覺得使用這個詞不是為了概括圖書內容,而是要驗證書中的漫畫形式。[62]史畢格曼後來逐漸接受圖像小說的說法,並同《素描季刊》(Drawn and Quarterly)出版商基斯·奧利弗勞士(Chris Oliveros)共同推動圖書行業研究集團在21世紀初把「圖像小說」納入書店圖書分類[67]

1991年,萬神殿書局把《鼠族》最後五章集結成第二卷出版,副標題《我自己的受難史》(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後來又把兩卷合到一起發行平裝本和精裝本套裝,還有單卷全集版本[68]。1994年,航海家公司Voyager Company)發行《鼠族全集》CD-ROM,其中除所有章節外還有採訪符拉迪克的錄音、訪談片段,草圖及其他背景素材[69]。該CD-ROM只能通過麥金塔平台的HyperCard軟件讀取,此時該軟件已開始淡出市場[70]。2011年,萬神殿書局為《鼠族全集》推出伴侶圖書《元鼠族》(MetaMaus),包括更多的背景素材,如符拉迪克的錄像[42]等。《元鼠族》的核心內容是希拉里·丘特Hillary Chute)採訪史畢格曼,還有採訪他妻兒的內容,以及草圖、照片、家譜、各種圖稿,另有包含視頻、音頻、照片和交互版本《鼠族》的DVD[71]

史畢格曼表示,《鼠族》是他獻給哥哥里休和長女納賈·史畢格曼Nadja Spiegelman)的作品[72]。書上引述阿道夫·希特拉的話作為題詞:「猶太人無疑屬於種族,但他們不是人類」[73]

國際發行

[編輯]

1986年,企鵝出版集團獲得《鼠族》第一卷在英聯邦的出版權。為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文化抵制運動,史畢格曼拒絕「與法西斯妥協」,授權作品在南非出版。[74]

面對抗議,皮特·比科特(左)堅持在2001年開辦出版社,發行波蘭語版《鼠族》

截至2011年,《鼠族》已有約30種語言譯本,其中法語、德語和波蘭語對史畢格曼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法語不僅因為他的夫人是法國人,而且他非常佩服法國和比利時複雜的漫畫傳統;德語和波蘭語均是小說的背景語言,大部分情節發生在波蘭,而且波蘭語還是作者及雙親的母語[75]小說封面上的「」符號為德語版本出版帶來麻煩,出版商必須讓德國文化部確信作品的嚴肅意圖,使用該符號並不違反德國刑法第86a條[76]。作品在德國反響熱烈,不但是暢銷書,而且成為學校講授的內容。波蘭語版翻譯遭遇困難,早在1987年史畢格曼計劃造訪波蘭研究時,批准簽證的波蘭領事館官員就質疑他在《鼠族》中用豬代表波蘭人的做法,聲稱這是非常嚴重的冒犯。該國出版商和評論員擔心遭到抵制,不願與作品扯上關聯。[75]2001年,《選舉報》記者皮特·比科特Piotr Bikont)為發行《鼠族》自辦出版社。示威者在《選舉報》辦事處大門前抗議《鼠族》出版,比科特為此戴上豬面具,在辦公室窗口向抗議人群揮手致意。[77]日語版圖書有雜誌大小,是唯一獲得大尺寸頁面授權的版本[78]阿拉伯語版很早就提上日程,但始終未能落實[50]。2014年通過的俄羅斯法律禁止展示納粹宣傳素材,《鼠族》因封面帶有「卍」符號而在勝利日前從該國書店下架[76]

希伯來語版《鼠族》有少量版面內容變更。史畢格曼根據父親的回憶把書中某個小角色描繪成納粹猶太人警察。某以色列後裔對此強烈抗議,威脅訴以誹謗。史畢格曼把角色頭上戴的警帽改成費多拉帽,但也在書中加入註釋,表明他反對這種「侵擾」。[79]修改後的第一卷於1990年經以色列最大的出版商發行,但遭遇許多負面或態度冷淡的評價,之後沒有再推出第二卷,也沒有再考慮其他譯本[80]。詩人耶胡達·維贊(Yehuda Vizan)翻譯的版本經以色列另一家出版社面世,兩卷均予發行[81]。瑪麗蓮·賴茲鮑姆(Marilyn Reizbaum)認為,《鼠族》在以色列出版遇到的困難證明該國猶太人在悍衛祖國上無所畏懼,相比之下,美國猶太人屬於軟弱的受害者[82],甚至有以色列作家斥為「散居病」[83][注 5]

主題

[編輯]

呈現

[編輯]
小說中各個種族的人看起來都很像,作者希望藉此證明,用這些線條來區分人物種族十分荒謬。史畢格曼曾表示,「這些隱喻……代表自我毀滅」,旨在「揭示概念本身的局限」。

與許多批評他的評論家一樣,史畢格曼也曾擔心「現實對漫畫而言太過複雜……太多東西必須忽略或扭曲」,承認他對情節的呈現可能並不準確[84]。他採用後現代主義手法,讓《鼠族》「自我取材」,從故事如何誕生的角度講述。書中體現出作者在重述父親回憶時的取捨,以及藝術創作過程中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例如芙蘭索瓦絲皈依猶太教後,史畢格曼就對把她畫成青蛙、老鼠還是其他動物左右為難。[85]

書中用各種動物的頭和尾代表不同種族人類,猶太人是老鼠,德國人和波蘭人分別是貓和豬等[2]。史畢格曼曾出席肯·雅各布斯Ken Jacobs)主持的放映展,播映的明斯特里秀和美國早期動畫電影中種族主義內容充斥,其中的隱喻一度讓他非常震驚[86]。作者學以致用,利用納粹宣傳片把猶太人描繪成害蟲的手法[87],在小說中用老鼠作為猶太人的象徵,他還在第二卷引言中引述20世紀30年代德國報紙內容:「米老鼠是有史以來最可悲的構思……每個獨立而光榮的年輕人都應該擁有健康的思維,那就是這種骯髒和污穢的害蟲、動物王國最大的細菌載體不可能是理想的動物……遠離殘酷的猶太人!打倒米老鼠!戴上萬字符號!」[88]

一些猶太人戴上豬臉面具假扮波蘭人,但後腦還能看到綁繩[89]。符拉迪克的扮相比安雅更可信,他曾說過「你應該能看出來,她更像猶太人」這樣的話。為體現這種差異,史畢格曼在小說中讓安雅的老鼠尾巴暴露在外。[90]書中用這樣流於表面的形式呈現人種差異,納粹也是在這種刻板印象驅使下把種族滅絕作為最終解決方案,所以小說有被控強調種族主義標籤的風險[91],但斯皮爾曼依然採用這種方法來確保人物匿名。美術史學家安德里亞·利斯(Andrea Liss)指出,雖然有些不可思議,但這樣的處理手法更能促使讀者把書中角色當成人類,避免他們根據表面特徵判斷角色種族,同時提醒讀者種族分類一直存在。[92]

小說中各個種族的人看起來都很像,作者希望藉此證明,用這些線條來區分人物種族十分荒謬。史畢格曼曾表示,「這些隱喻……代表自我毀滅」,[93]旨在「揭示概念本身的局限」[94]。艾米·亨格福德(Amy Hungerford)教授發現,書中的動物比喻並不統一[95],人物身份不完全依靠種族定義,更多取決於他們在情節中扮演的角色。例如芙蘭索瓦絲是法國人,但因丈夫的大屠殺受害者身份刻畫成老鼠。曾有作家詢問史畢格曼會用什麼動物代表以色列猶太人,他的回答是豪豬[88]書中亞特去看精神科醫師時,兩人臉上都戴着老鼠面具[96]。隨着情節推進,作者對動物比喻的看法發生變化,第一卷面世時,他在書中的形象是鼠頭人身,但在第二卷中變成頭戴老鼠面具的人[97]。《鼠族》中的人物只有在追殺和逃竄時看起來才像貓和老鼠,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他們除頭和尾外,其他身體部分和語言、動作都與普通人一致[97]。不無諷刺的是,安雅害怕老鼠,書中其他人物經常牽着寵物狗和貓一起出現,納粹還帶着軍犬等,這些描繪令小說的動物比喻更顯複雜[98]

記憶

[編輯]

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認為,史畢格曼的人生「由各種不屬於他的記憶主導」[99]。赫希接觸《鼠族》後創造出新詞「postmemory」(「後記憶」)來形容這部作品,認為史畢格曼不單是根據已有記憶寫出本書,而且不斷融入創作過程中的新記憶。在她看來,「後記憶」還反映出大屠殺生還者及其子女之間的關係。後人沒有上輩的經歷,但他們的成長過程少不了父母記憶的陪伴,日積月累之下,這些「他人的記憶」越來越強烈,最終成為後輩「自己的記憶」。換言之,儘管「世代相隔」,但後人仍與先輩記憶形成「深厚的人脈關係」。[100]

亞特力圖按時間順序敘述父親的經歷,覺得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情節不致迷失方向[101]。安雅自殺後,符拉迪克又燒毀她的日記,所以小說中明顯缺乏作者母親的視角。赫希認為《鼠族》一定程度上是在重建安雅的記憶,弗吉德克的桌上放有她的照片,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她,瑪拉稱這張照片「仿若聖地」。[102]

負罪感

[編輯]

作者採用多種方式表現他的負罪感。他一直對大屠殺期間哥哥里休的死感到煎熬,覺得自己永遠都比不上他[103]。第一卷出版並出乎作者意料地大獲成功後,第八章開頭就是負罪感纏身的史畢格曼,畫中他是頭綁老鼠面具的人類,立足大片屍體之上,這些屍體代表大屠殺中遇難的600萬猶太人,《鼠族》的成功便是建立在他們的死亡上[104]。精神科醫師曾告訴史畢格曼,符拉迪克對倖存於世感到內疚,特別是在長子也在大屠殺期間喪生的情況下[105]。此外,書中的符拉迪克形象不佳,這可能也是作者負罪感的重要來源[106]。史畢格曼沒有進過集中營,很難理解或想像它的模樣,所以覺得他無法充分描繪這片「分離的宇宙」[27][107]

種族主義

[編輯]
納粹治下監督猶太囚犯的人稱為囚監,小說把他們描繪成反猶太波蘭人

史畢格曼在書中嘲笑納粹對種族分裂的看法,也不諱言符拉迪克對兒媳讓黑人搭車感到不快的種族主義思想,芙蘭索瓦絲批評岳父身為反猶太主義的受害者不該這樣對待別人,但符拉迪克卻回答:「這根本沒得比,黑人和猶太人怎麼比!」[108]小說逐漸解構動物比喻,第二卷猶為明顯,證明不同種族的人類之間沒有明確界限[109]

《鼠族》的絕大多數人物都是波蘭人或猶太人,形象多種多樣,相比之下,德國人基本沒有區別[110]。猶太人和猶太議會時常遵從納粹要求,有些甚至誘騙同胞落網,還有些成為聽命德國人的警察[111]

史畢格曼筆下的波蘭人有些冒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也有些是反猶太主義者。管理集中營的囚監是波蘭人,安雅和符拉迪克也是被波蘭走私者欺騙落入納粹之手,兩人聽聞波蘭人在二戰結束後還會驅逐甚至殺害回家的猶太人。[112]

語言

[編輯]

史畢格曼的心理醫生帕維爾也是移民美國的大屠殺生還者,但他的英語比符拉迪克要好得多[113]。小說中的符拉迪克因為會英語改變命運,他因此結識安雅,與法國人交上朋友並在戰後繼續用英語通信。他從未用母語講述大屠殺期間的經歷,但卻先後用英語告訴美國軍人和兒子,[114]移民美國後,英語更成為他的日常交流用語[115]。從《鼠族》中的對話來看,符拉迪克英語不佳[116],他告訴兒子,集中營里的犯人每天都會祈禱,這不但是因為虔誠,也是因為無事可做,但就是這麼一段簡單的話中都有多處語法或拼寫錯誤[117]。符拉迪克在小說後半部分談到達豪集中營時稱:「就在這裏……我開始遇到麻煩」,但他顯然很久以前就身陷囹圄,史畢格曼用這句獨特的表述充當第二卷副標題[注 6][116]

小說標題「Maus」在德語中代表「老鼠」,與英語中的「mouse」是同源詞[118],「Maus」很容易讓人想到德語動詞「mauscheln」,意為「說話像猶太人」[119],指東歐猶太人的德語口音[120],這個詞從詞源角度與「Maus」無關,但同「摩西」(Moses)略有關聯[119]

風格

[編輯]
史畢格曼筆下的擬人動物和上圖風格類似,都與讀者的固有印象不符

猶太人大屠殺是文藝創作中容易激起反彈的熱門題材,史畢格曼用漫畫形式講述之舉更顯大膽。英語世界普遍認為漫畫本質上微不足道,[121]這在一定程度上抵銷選材的敏感程度,特別是使用動物頭像代替可供識別的人類頭像情況下[122]。擬人動物一直是漫畫的主要內容,雖然傳統觀念認為它們主要面向兒童觀眾,但地下漫畫運動很早以前就開始用擬人動物講述成年人的故事[123]羅拔·克朗姆的《怪貓菲力茲》(Fritz the Cat)便是其中代表。漫畫評論家約瑟夫·維特克(Joseph Witek)聲稱,這種體裁能「為悖論現實主義敘事開闢道路」,《鼠族》充分利用的創作手法正是悖論現實主義敘事。[124]

除猶太人大屠殺外,小說的主要內容還包括作者採訪父親和兩人的互動,這些內容相互交織組成故事框架。史畢格曼的《地獄星球上的囚犯》也納入框架,其中角色都是人類,無論視覺還是主題都與《鼠族》其他部分形成對比。[53]《地獄星球上的囚犯》呈現出超現實主義德國表現主義木刻版畫風格,創作靈感源自林德·沃德Lynd Ward[125]

作者模糊故事框架和現實世界的界限,例如在書中談論小說對他生活的影響時,史畢格曼告訴夫人:「如果是現實世界,你絕不可能讓我說這麼久都不打斷」[126]。《鼠族》的集中營里有囚犯自稱德國人,但納粹不相信,史畢格曼則難以決定到底是把他畫成貓還是老鼠[127]。書中有大量符拉迪克講述的平凡細節,作者偶爾還會特別強調,這些細節有時顯得好笑或諷刺,讓情節略顯輕鬆的同時也體現出真實的人性,「幫助承受歷史現實難以忍受的重擔」[5]

史畢格曼起初把採訪父親的內容記在紙上,但很快就改用錄音機[128],有時當面採訪,有時打電話[52]。他經常會把符拉迪克的敘述整理得更加簡練,偶爾會用總結代替對白中的原話[128],或將反覆講述的內容融合在一起呈現[52]

史畢格曼擔心他對父親敘述的整理會導致故事失實,最終決定避免複雜的敘事結構,直接按時間順序講述,覺得這樣能更順利地傳達信息[52]。他儘量詳細說明小說的創作過程,並經整理作為圖書的組成部分,表現出「由人際關係決定採訪方式的感覺」[52]

繪畫

[編輯]

小說以文字主導,全部1500個黑白畫框中只有少數沒有文字[4][129]。畫作採用高對比度,厚實的黑色部分和很粗的畫框線條與白色區域及寬闊的白邊相互平衡,陰影部分幾乎沒有灰色[130]。故事中的「現在」每頁由八個格子組成,「過去」的頁面佈局經常打亂[32]

小說中納入的三頁連環畫《鼠族》和《地獄星球上的囚犯》經作者有意渲染變得非常細膩,採用表現主義風格。史畢格曼一度計劃全書都用這種方式繪製,但試畫草圖後決定採用簡化風格,與他的鉛筆草稿略有區別,覺得這樣更加直截了當。各角色均以簡約形式呈現,動物的頭部用點代表眼睛,斜線代表嘴和眉毛,下面是人類軀體。[37]三頁連環畫《鼠族》中的貓對比猶太人老鼠顯得非常大,但史畢格曼決定不在長篇小說中沿用,因為這樣相當於是在「告訴你如何感受,如何思考」[131],作者希望讀者在道德判斷時保持獨立[132]。小說中的納粹貓和猶太鼠尺寸基本相同,貓的臉部不再畫上刻板的惡毒表情[89]

史畢格曼想讓《鼠族》看上去就像日記,所以繪畫時採用鋼筆和打字機修正液,再用同等尺寸複製。相比之下,他的其他作品大多先畫出加大的原稿,複製時再縮小,這樣可以掩蓋畫作中的部分敗筆。[50]

創作受到的影響

[編輯]
法朗士·麥綏萊勒創作的木刻無字小說對史畢格曼的早期創作影響很大

史畢格曼曾發表文章,增進人們對圖像小說的了解。哈維·庫茲曼Harvey Kurtzman)、埃斯納[133],以及伯納德·克里格斯坦Bernard Krigstein)的《優等種族》(Master Race)對他早期創作影響很大[134]。不過史畢格曼本人表示,埃斯納的早期作品的確對他產生影響,但第一部圖像小說《與上帝有約》(1978年)對《鼠族》沒有影響[135]。作者還稱,哈羅德·格雷Harold Gray)的連環漫畫《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比較直接地影響《鼠族》,並稱讚格雷在作品中使用漫畫而非插圖作為情節發展的基礎[136]。格林的《賓基·布朗遇上聖母瑪利亞》令史畢格曼深受啟發,在小說中加入自傳元素,他甚至表示:沒有《賓基·布朗遇上聖母瑪利亞》,就不會有《鼠族》[48]。影響小說創作的畫家方面,史畢格曼以無字小說先驅法朗士·麥綏萊勒為代表,作品包括1919年的木刻無字小說《激情之旅》(Passionate Journey[46]

評價和影響

[編輯]

史畢格曼在漫畫創作和雜誌編輯領域早已名聲在外,但1986年《鼠族》發行第一卷後媒體的關注程度依然出乎他的意料[137]。各種媒體上極盡讚譽的好評數以百計,《鼠族》成為新的漫畫關注焦點[138],與《保衛奇俠》和《蝙蝠俠:黑暗騎士歸來》一起成為1986至1987年三大圖書漫畫,有評論認為這三部作品讓「圖像小說」和成人漫畫理念進入主流視野[139]。此前英語世界普遍認為漫畫只是兒童讀物,大部分都是超級英雄的故事[59],但《鼠族》讓公眾意識到漫畫有更大的發展潛力[140]。起初,評論家似乎不願把漫畫當成文學作品評述[141],例如《紐約時報》就在讚頌小說的文章中聲稱:「亞特·史畢格曼所畫的不是漫畫書」[142]。贏得普立茲獎後,學界更加認可《鼠族》,並表現出更大興趣[143]。1991至1992年,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鼠族》製作展[144]

史畢格曼繼續吸引學術關注並影響更年輕的漫畫家

事實證明,學界對《鼠族》的分類無法達成一致[145],具體分類包括傳記[52]、虛構作品[146][147]、自傳[8]、歷史[52][147][71]及回憶錄[147][71]等。史畢格曼要求《紐約時報》將暢銷小說排行榜上的《鼠族》移至非虛構圖書榜單[126]:「我不禁會想,大衛·杜克……看到根據我父親在希特拉治下歐洲和死亡集中營生活的回憶經仔細研究寫就的書籍被歸入虛構類別,到底會有什麼反應」。結果報社編輯回覆:「咱們去史畢格曼他家看看,要是真有巨型老鼠來應門,就把它移到非小說類榜單!」不過,《紐約時報》最終還是同意他的要求。[148]普立茲獎委員會選擇迴避分類問題,在1992年向全本《鼠族》頒發特別褒揚獎[149]

無論漫畫還是文學榜單,《鼠族》排名都很高。《漫畫期刊》(The Comics Journal)將其排在20世紀最偉大漫畫作品第四位[4],《巫師》(Wizard)雜誌評選百大圖像小說,《鼠族》名列榜首[150]。《娛樂周刊》將本片列在「新經典:圖書類——1983至2008年百佳讀物」第七位[151],《時代雜誌》也將作品排在1923至2005最佳非小說書籍第七名[152]和最佳圖像小說第四名[153]。當代漫畫家朱爾斯·費佛Jules Feiffer)和作家翁貝托·埃可同樣對《鼠族》讚賞有嘉[154],許多人聯繫斯皮爾曼,希望能把小說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但他沒有接受[155]

基斯·韋爾Chris Ware)在《原生》雜誌看到《鼠族》早期章節後深受啟發,決定「嘗試創作『嚴肅』風格漫畫」[156],此外,《鼠族》對瑪嘉·莎塔碧的《波斯波利斯》和艾莉森·貝克德爾的《歡樂之家》(Fun Home)等圖像小說作品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48]

1999年,漫畫家特德·拉爾Ted Rall)在《鄉村之聲》(The Village Voice)發文,批評史畢格曼在紐約漫畫界的顯赫地位和影響[157]。這篇題為《鼠族之王:亞特·史畢格曼利用恩寵和恐懼統治漫畫世界》(King Maus: Art Spiegelman Rules the World of Comix With Favors and Fear)指控普立茲獎委員會向《鼠族》頒獎屬於機會主義舉動,作品根本不值得如此榮譽[158]。漫畫家丹尼·海爾曼Danny Hellman)對此發出惡作劇電子郵件,在郵件中自稱拉爾[157],使用郵箱[email protected]召妓,之後又以紐約雜誌編輯和美術總監的名義發佈虛假回復。拉爾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海爾曼誹謗、侵犯私隱並造成情緒困擾,索賠150萬美元。[159]為籌集資金應訴,海爾曼於2001年出版《法律行動漫畫》(Legal Action Comics)選集,封底由史畢格曼創作,上面把拉爾畫成小便池[157]

學術作品和批評

[編輯]

針對《鼠族》的學術研究已經形成體系[160],許多學校在多個學科將本書用於課程材料,如歷史、功能失調家庭心理學[2]、語言藝術和社會研究[161]。針對《鼠族》的學術著作出版量已經遠超其他漫畫[162]。1988年,約書亞·布朗Joshua Brown)在《口述歷史評論》(Oral History Review)發表《老鼠與記憶》(Of Mice and Memory),是相對較早的《鼠族》學術評論文章,主要探討史畢格曼在呈現父親經歷上遇到的問題。瑪麗安·赫希的論文《家庭相片:鼠族、哀悼和後記憶》(Family Pictures: Maus, Mourning, and Post-Memory)極具影響並創造「後記憶」概念,之後還擴充成書《家庭相框:照片、敘事和後記憶(Family Frames: Photography, Narrative, and Postmemory)。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琳達·哈欽Linda Hutcheon)和特倫斯·德普雷斯Terrence Des Pres)等研究領域與漫畫毫無關聯的學者同樣參與探討。大部分研究《鼠族》的學者都不熟悉漫畫,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術界尚未形成研究漫畫的傳統,他們對本書的研究大多立足猶太人大屠殺歷史、電影或文學角度。2003年,黛博拉·蓋斯(Deborah Geis)將研究《鼠族》的論文集結成書《考慮鼠族:亞特·史畢格曼猶太人大屠殺〈生還者的故事〉解讀》(Considering Maus: Approaches to Art Spiegelman's "Survivor's Tale" of the Holocaust)。[133]《鼠族》已經成為大屠殺文學的重要作品,針對該書的研究對大屠殺研究貢獻良多[163]

漫畫研究作家兼評論家哈維·佩卡爾不認同《鼠族》用動物指代符拉迪克,並伴有大量負面描述的做法

作家阿里·卡普蘭(Arie Kaplan)指出,部分猶太人大屠殺生還者反對史畢格曼把他們經歷的悲劇創作成漫畫書[164]希勒爾·哈爾金הלל הלקין)等文學批評家譴責書中的動物比喻是「雙重非人化」,在他看來,納粹當年的行為是人類對人類的暴行,但書中的比喻卻會再度強化納粹理念,即大屠殺發生在兩個不同物種之間[165]。漫畫研究作家兼評論家哈維·佩卡爾Harvey Pekar)等人也不認同書中的動物比喻[166],覺得這有可能強化讀者心中的刻板印象[167]。佩卡爾還很反感作者對父親的大量負面寫照[168],認為這種行徑放在自認客觀的書中尤顯虛偽[169]。漫畫評論家羅拔·哈維R. C. Harvey)聲稱,史畢格曼的動物比喻有「侵蝕《鼠族》道德基礎」的威脅[170],「直接(把讀者)帶入(納粹的)種族視角」[171]

彼得·奧布斯特(Peter Obst)和勞倫斯·韋斯勒(Lawrence Weschler)對書中用豬代指波蘭人表示關切[172]麥克·科恩Marek Kohn)認為此舉實屬種族誹謗[173],《諾頓美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稱這是「蓄意侮辱」[174]。根據猶太文化,豬和豬肉都不符合猶太潔食規定,都是「不潔」的東西,身為猶太人,史畢格曼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172]。奧布斯特和佩卡爾等評論員表示,《鼠族》對波蘭人的描繪欠缺平衡,雖有部分波蘭人看起來有在幫助猶太人,但從實際情況看,他們的舉動大都出於利己因素[175]。20世紀90年代末,史畢格曼在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的講座持續遭人打斷,此人後被逐出禮堂,他的行為動機是反對《鼠族》對波蘭人的刻畫[176]

文學批評家沃爾特·本·米高斯(Walter Ben Michaels)認為,史畢格曼的種族視野與事實截然相反[177]。書中根據納粹的種族觀念用不同動物代表歐洲各族人種,但絕大多數美國人不論膚色黑白都用狗表示,僅有猶太人依然是沒有同化的老鼠。在米高斯看來,《鼠族》對困擾美國歷史的種族不平等似乎採取掩蓋態度。[177]

巴治·比蒂(Bart Beaty)等評論家反對作品中體現出的宿命論思想[178]。學者保羅·布勒(Scholar Paul)斷言,或許會有不少讀者認為《鼠族》是最引人注目的大屠殺描寫作品,但這很可能只是因為那個時代無論任何方面都已超出他們的想像,只有通過漫畫藝術的諷刺敘述才能理解[179]。米高·勞士伯格(Michael Rothberg)認為,史畢格曼選擇在與世隔絕的虛構漫畫空間講述紀實情節,這正是詮釋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佳角度[180]

戲仿

[編輯]

比利時第五層出版社匿名製作圖書《貓族》(Katz[181],將史畢格曼原著中所有動物的頭部換成貓頭,其他內容都和法語原版完全相同。擁有《鼠族》法國發行權的弗拉馬利翁出版社侵犯版權罪起訴,迫使比利時出版社銷毀所有副本。[178]

獎項與榮譽

[編輯]
年份 機構 獎項 結果
1986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最佳傳記[182] 提名
1987 《現在時》雜誌
美國猶太人委員會
現在時/喬爾·H·卡維爾小說獎[183] 獲獎
1988 《基督教見證報》 《基督教見證報》抵抗獎[184] 獲獎
1988 安古蘭國際漫畫節 最佳外國專輯獎[185] 獲獎
1988 烏倫登獎 外國專輯獎[186] 獲獎
1990 麥克斯和莫里茲獎 特別獎[187] 獲獎
1991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188] 提名
1992 普立茲獎 普利策特別褒揚獎[189] 獲獎
1992 艾斯納獎 最佳再版圖畫專輯獎[190](《鼠族II》) 獲獎
1992 哈維獎 最佳已出版作品圖畫專輯獎[191](《鼠族II》) 獲獎
1992 洛杉磯時報 虛構圖書獎[192](《鼠族II》) 獲獎
1993 安古蘭國際漫畫節 最佳外國專輯獎[193] 獲獎
1993 烏倫登獎 外國專輯獎[186](《鼠族II》) 獲獎

參見

[編輯]

註釋

[編輯]
  1. ^ 波蘭語為「Rysio」,史畢格曼此前不知道哥哥的名字怎麼寫,所以在書中誤拼成「Richieu」(里丘)[10]
  2. ^ 出生時叫伊扎克·阿夫拉罕·本·澤夫(Itzhak Avraham ben Zev),同父母移民美國時更名亞瑟·伊薩多爾(Arthur Isadore[25]
  3. ^ 出生時叫澤夫·史畢格曼(Zev Spiegelman),希伯來語名澤爾·本·亞伯拉罕(Zev ben Abraham),根據亞特記載,父親的波蘭語名是瓦拉迪斯洛(Wladislaw,波蘭語標準寫法「Władysław」)或符拉迪克(Wladec,波蘭語標準寫法「Władek」),其中符拉迪克屬於指小詞綴。符拉迪克居住的波蘭地區曾由蘇聯統治,由此產生名字的俄語拼寫「Vladek」。《鼠族》採用俄語版本,因為說英語的人用該版本最容易得出正確發音。符拉迪克的德語拼寫為「Wilhelm」,或簡稱「沃爾夫」(Wolf),移居美國後改為「威廉」(William)。[30]
  4. ^ 出生時叫安迪亞·澤貝伯格(Andzia Zylberberg),希伯來語名漢娜(Hannah),與丈夫移民美國後更名安娜(Anna[30]
  5. ^ 瑪麗蓮·賴茲鮑姆譯自希伯來語文獻[83]
  6. ^ 原文「And here ... my troubles began」,意為「就在這裏……我開始遇到麻煩」,第二卷副標題原文為「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譯名《我自己的受難史》[116]

參考資料

[編輯]

腳註

[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Gordon 2004.
  2. ^ 2.0 2.1 2.2 2.3 2.4 Fathers 2007,第122頁.
  3. ^ Witek 1989,第98頁; LaCapra 1998,第154頁.
  4. ^ 4.0 4.1 4.2 4.3 Kannenberg 1999,第100–101頁.
  5. ^ 5.0 5.1 Liss 1998,第55頁.
  6. ^ 6.0 6.1 Levine 2006,第29頁.
  7. ^ Young 2006,第250頁; Fathers 2007,第123頁.
  8. ^ 8.0 8.1 Merino 2010.
  9. ^ Pekar 1986,第54頁.
  10. ^ Spiegelman 2011,第18頁.
  11. ^ 11.0 11.1 Reibmann 2001,第26頁.
  12. ^ 12.0 12.1 Wood 1997,第83頁.
  13. ^ Levine 2006,第36頁.
  14. ^ Witek 1989,第100頁; Levine 2006,第38頁.
  15. ^ 15.0 15.1 Kaplan 2006,第114頁.
  16. ^ 16.0 16.1 Wood 1997,第84頁.
  17. ^ Levine 2006,第34頁; Rothberg 2000,第211頁.
  18. ^ Weine 2006,第29頁.
  19. ^ Rothberg 2000,第217頁.
  20. ^ McGlothlin 2003,第177頁.
  21. ^ McGlothlin 2006,第85頁; Adams 2008,第172頁.
  22. ^ Kois 2011; Wood 1997,第88頁.
  23. ^ Mandel 2006,第118頁.
  24. ^ 24.0 24.1 Wood 1997,第85頁.
  25. ^ Spiegelman 2011,第17頁.
  26. ^ 26.0 26.1 Spiegelman 2011,第292頁.
  27. ^ 27.0 27.1 27.2 Fathers 2007,第124頁.
  28. ^ Young 2006,第250頁; Fathers 2007,第123頁; Levine 2006,第29頁.
  29. ^ 29.0 29.1 Harvey 1996,第242頁.
  30. ^ 30.0 30.1 Spiegelman 2011,第16頁.
  31. ^ 31.0 31.1 Spiegelman 2011,第291, 293頁.
  32. ^ 32.0 32.1 Weine 2006,第26頁.
  33. ^ Gordon 2004; Tan 2001,第39頁.
  34. ^ Spiegelman 2011,第291, 294頁.
  35. ^ Rice 2007,第18頁.
  36. ^ Hirsch 1997,第35頁.
  37. ^ 37.0 37.1 Pekar 1986,第56頁.
  38. ^ 38.0 38.1 Rothberg 2000,第214頁.
  39. ^ Levine 2006,第35頁.
  40. ^ Moss 2017,第194頁.
  41. ^ Schuldiner 2011,第76–77頁; Hirsch 1997,第27頁; Adams 2008,第180頁.
  42. ^ 42.0 42.1 42.2 Kois 2011.
  43. ^ Fischer & Fischer 2002.
  44. ^ Fathers 2007,第122頁; Weiner 2003,第36頁.
  45. ^ 45.0 45.1 Fathers 2007,第125頁.
  46. ^ 46.0 46.1 46.2 Kaplan 2008,第171頁.
  47. ^ 47.0 47.1 47.2 Witek 1989,第103頁.
  48. ^ 48.0 48.1 48.2 Chute 2010,第18頁.
  49. ^ Kaplan 2008,第140頁.
  50. ^ 50.0 50.1 50.2 Conan 2011.
  51. ^ Spiegelman 2011,第22–24頁.
  52. ^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Brown 1988.
  53. ^ 53.0 53.1 Witek 1989,第98頁.
  54. ^ Blau 2008.
  55. ^ Petersen 2010,第221頁.
  56. ^ Weiner 2003,第5–6頁.
  57. ^ Duncan & Smith 2009,第68頁.
  58. ^ Duncan & Smith 2009,第91頁.
  59. ^ 59.0 59.1 Witek 2004.
  60. ^ Russell 2008,第221頁; Duncan & Smith 2009,第1頁.
  61. ^ Witek 2004; Fagan & Fagan 2011,第3頁; Abell 2012,第68–84頁.
  62. ^ 62.0 62.1 Petersen 2010,第222頁.
  63. ^ Kaplan 2006,第113頁.
  64. ^ Kaplan 2008,第171頁; Kaplan 2006,第118頁.
  65. ^ Kaplan 2006,第118頁; Kaplan 2008,第172頁.
  66. ^ Kaplan 2006,第115頁.
  67. ^ McGrath 2004,第2頁; Morman 2003.
  68. ^ Rhoades 2008,第220頁.
  69. ^ Horowitz 1997,第403頁.
  70. ^ Hignite 2007,第57頁.
  71. ^ 71.0 71.1 71.2 Garner 2011.
  72. ^ Liss 1998,第55頁; LaCapra 1998,第156頁.
  73. ^ Witek 1989,第94頁; Hirsch 1997,第26頁; Wirth-Nesher 2006,第169頁.
  74. ^ Smith 2007,第93頁.
  75. ^ 75.0 75.1 Weschler 2001; Spiegelman 2011,第122–125頁.
  76. ^ 76.0 76.1 Gambino 2015.
  77. ^ Spiegelman 2011,第122–124頁.
  78. ^ Spiegelman 2011,第152頁.
  79. ^ Mozzocco 2011; Spiegelman 2011,第154頁.
  80. ^ Tzadka 2012; Spiegelman 2011,第152–153頁.
  81. ^ Spiegelman 2011,第153頁.
  82. ^ Reizbaum 2000,第135–136頁.
  83. ^ 83.0 83.1 Reizbaum 2000,第139頁.
  84. ^ Wood 1997,第87頁.
  85. ^ Young 2006,第250頁; Witek 1989,第112–114頁.
  86. ^ Loman 2010,第221–223頁.
  87. ^ Pustz 2007,第69頁.
  88. ^ 88.0 88.1 Hungerford 2003,第87頁.
  89. ^ 89.0 89.1 Witek 1989,第106頁.
  90. ^ Rothberg 2000,第210頁; Hatfield 2005,第140頁.
  91. ^ Reibmann 2001,第25頁; Liss 1998,第53頁; Pekar 1986,第55頁.
  92. ^ Liss 1998,第53頁.
  93. ^ Bolhafner 1991,第96頁.
  94. ^ Hays 2011.
  95. ^ Hungerford 2003,第86頁.
  96. ^ Pustz 2007,第70頁.
  97. ^ 97.0 97.1 Hirsch 1997,第27頁.
  98. ^ Wolk 2008,第283頁.
  99. ^ Hirsch 1997,第26頁.
  100. ^ Levine 2006,第17頁; Berger 1999,第231頁.
  101. ^ Merino 2010; Weine 2006,第27頁; Brown 1988.
  102. ^ Hirsch 1997,第33–34頁.
  103. ^ Schwab 2010,第37頁.
  104. ^ Kannenberg 2001,第86頁.
  105. ^ Schuldiner 2011,第69頁.
  106. ^ Schuldiner 2011,第70頁.
  107. ^ Schuldiner 2011,第75頁.
  108. ^ Loman 2010,第224頁.
  109. ^ Loman 2010,第225頁.
  110. ^ LaCapra 1998,第161頁.
  111. ^ LaCapra 1998,第167–168頁.
  112. ^ LaCapra 1998,第166–167頁.
  113. ^ Rosen 2005,第158頁.
  114. ^ Rosen 2005,第165頁.
  115. ^ Rosen 2005,第166頁.
  116. ^ 116.0 116.1 116.2 Rosen 2005,第164頁.
  117. ^ Wirth-Nesher 2006,第168頁.
  118. ^ Levine 2006,第21頁.
  119. ^ 119.0 119.1 Levine 2006,第22頁.
  120. ^ Rothberg 2000,第208頁.
  121. ^ Russell 2008,第221頁.
  122. ^ Witek 1989,第97頁.
  123. ^ Witek 1989,第110頁.
  124. ^ Witek 1989,第111頁.
  125. ^ Witek 2004,第100頁.
  126. ^ 126.0 126.1 Liss 1998,第54頁.
  127. ^ Kannenberg 2001,第85頁.
  128. ^ 128.0 128.1 Rothberg 2000,第207–208頁.
  129. ^ Weine 2006,第25–26頁.
  130. ^ Adams 2008,第172頁.
  131. ^ Witek 1989,第104頁.
  132. ^ Witek 1989,第112頁.
  133. ^ 133.0 133.1 Frahm 2004.
  134. ^ Kannenberg 2001,第28頁.
  135. ^ Kaplan 2008,第172頁.
  136. ^ Spiegelman 2011,第196頁.
  137. ^ Weiner 2003,第36頁.
  138. ^ Witek 1989,第94頁.
  139. ^ Kaplan 2008,第172頁; Sabin 1993,第246頁; Stringer 1996,第262頁; Ahrens & Meteling 2010,第1頁; Williams & Lyons 2010,第7頁.
  140. ^ Witek 1989,第94–95頁.
  141. ^ Russell 2008,第223頁; Horowitz 1997,第406頁.
  142. ^ Witek 2004; Langer 1998.
  143. ^ Russell 2008,第223頁.
  144. ^ Kaplan 2006,第118頁; Weine 2006,第25頁.
  145. ^ Orbán 2005,第39–40頁; Rhoades 2008,第219頁.
  146. ^ New York Times staff 1987.
  147. ^ 147.0 147.1 147.2 Ruth 2011.
  148. ^ Ruth 2011; Horowitz 1997,第405頁.
  149. ^ Liss 1998,第54頁; Fischer & Fischer 2002.
  150. ^ Wizard staff 2009.
  151. ^ Entertainment Weekly staff 2008.
  152. ^ Silver 2011.
  153. ^ Grossman 2009.
  154. ^ Kaplan 2006,第118頁.
  155. ^ Pustz 2007,第73頁.
  156. ^ Ball & Kuhlman 2010,第xii頁.
  157. ^ 157.0 157.1 157.2 Arnold 2001.
  158. ^ Smith 1999.
  159. ^ The Daily Free Press staff 2000.
  160. ^ Meskin & Cook 2012,第xxiv頁.
  161. ^ Monnin 2010,第121頁.
  162. ^ Loman 2010,第217頁.
  163. ^ Loman 2010,第218頁.
  164. ^ Kaplan 2006,第119頁.
  165. ^ Hatfield 2005,第139–140頁; Russell 2008,第221頁.
  166. ^ Park 2011.
  167. ^ Pekar 1986,第55頁; Pekar 1990,第32–33頁.
  168. ^ Pekar 1986,第56頁; Pekar 1990,第32頁.
  169. ^ Pekar 1986,第57頁.
  170. ^ Harvey 1996,第243頁.
  171. ^ Harvey 1996,第244頁.
  172. ^ 172.0 172.1 Obst & , "A Commentary on Maus by Art Spiegelman"; Weschler 2001.
  173. ^ Baker 1993,第142, 160頁.
  174. ^ Baym et al. 2007,第3091頁.
  175. ^ Pekar 1990,第32–33頁; Obst & , "A Commentary on Maus by Art Spiegelman".
  176. ^ Surridge 2001,第37頁.
  177. ^ 177.0 177.1 Loman 2010,第223–224頁.
  178. ^ 178.0 178.1 Beaty 2012.
  179. ^ Chute 2006,第200–201頁.
  180. ^ Chute 2006,第201頁.
  181. ^ Couvreur 2012.
  182. ^ Brown 1988;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staff 2012.
  183. ^ Brown 1988; New York Times staff 1987.
  184. ^ Tout en BD staff 1998.
  185. ^ Tout en BD staff 1998; Jannequin 1990,第19頁.
  186. ^ 186.0 186.1 Hammarlund 2007.
  187. ^ Comic Salon staff 2012.
  188. ^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staff 2012.
  189. ^ Pulitzer Prize staff 2012.
  190. ^ Eisner Awards staff 2012.
  191. ^ Harvey Awards staff 1992.
  192. ^ Colbert 1992.
  193. ^ Tout en BD staff 1993.

書籍

[編輯]

Moss, Joshua Louis. Why Harry Met Sally: Subversive Jewishness, Anglo-Christian Power, and the Rhetoric of Modern Lov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7 [2020-07-11]. ISBN 978-1-4773-1283-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6). 

期刊雜誌

[編輯]

報紙

[編輯]

網頁

[編輯]

擴展閱讀

[編輯]
  • Ewert, Jeanne. Art Spiegelman's Maus and the Graphic Narrative. Ryan, Marie-Laure (編). Narrative Across Media: 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180–193. ISBN 978-0-8032-8993-2. 
  • Geis, Deborah R. (編). Considering Maus: Approaches to Art Spiegelman's "Survivor's tale" of the Holocaust.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ISBN 978-0-8173-5435-0. 
  • Kannenberg, Eugene P. Form, Function, Fiction: Text and Image in the Comics Narratives of Winsor McCay, Art Spiegelman, and Chris War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002. ISBN 978-0-493-69522-8. ProQuest 304791620. 
  • Miller, Frieda. Maus: A Memoir of the Holocaust : Teacher's Guide (PDF). Vancouver Holocaust Education Centre. 1998 [2020-07-08]. ISBN 978-1-895754-29-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7-06-28). 
  • Abraham Riesman; Heidi MacDonald; Sarah Boxer. The 100 Pages That Shaped Comics: From Mickey to Mau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ictures, panels, and text that brought comic books to life. Vulture (VOX Media). 2018-04-16 [2020-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24).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