鍍金時代
鍍金時代(英語:Gilded Age),處於美國歷史中南北戰爭和進步時代之間,時間上大概是從1870年代到1900年。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1873年,馬克·吐溫與華納(Charles Dudley Warner)一同創作了這部作品。這部作品的主題是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之後,美國人用「鍍金時代」一詞來稱呼這段時期。這個詞組實際上出自莎士比亞1595年的作品《約翰王》(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
「鍍金時代」是美國的財富突飛猛進的時期。這段時間中,數百萬的移民從歐洲來到了美國,同時大量的重工業,包括鐵路,工廠,採礦,都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大部分的財富都聚集到了美國的北部和西部。而南部,作為南北戰爭的戰敗方,在經濟上始終低迷,越來越依賴於棉花和煙草的種植,而且這兩種作物始終保持着較低的價格。這個時期對美國南部的黑人來說是最糟糕的時期,他們仍被剝奪政治權利和選舉權。此外,美國政治在這個時期之中也有了很大的階段性進步。
經濟發展
[編輯]鍍金時代的美國經濟突飛猛進。1860年至1900年美國製造業產值由19億美元增加到114億美元,鐵路里程由3萬英里增加到25萬英里,煤產量由1000萬噸增加到2.12億噸,鋼產量由不足100萬噸增加到1,100萬噸。[1]1871年到1913年是美國經濟趕超英國的關鍵時期,這一階段美國GDP增長了5.26倍,英國只增長了2.24倍。186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尚不到英國的一半,到1894年已經超過英國。[2]到1913年,美國的人均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均位居世界第一,無可爭議的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同時,這個時代也催生出美國歷史上第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大型壟斷企業,比如摩根大通、花旗銀行、通用電氣、標準石油、美國鋼鐵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時至今日仍是美國經濟的支柱和象徵。這一時代的高速經濟發展無疑與西進運動中大量資本的流入,自由放任主義思想的盛行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
西進運動中大量資本的流入
[編輯]鍍金時代是美國西進運動的高潮時代,伴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美國加大了對西部開發的力度。內戰前尚被稱為「美國荒漠」的大平原地區,在較短的時間內被開拓為遼闊的「牧畜王國」。[3]它不僅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國內市場、糧食和原料基地,而且促進了交通運輸的迅速發展,還吸收了巨額外資,從而使採礦業、牧牛業、鐵路建設和其他工業齊頭並進、蓬勃發展。例如,在1865年到1898年間,小麥的產量增加了256%,玉米增加了222%,煤產量則增加了800%。[4]1869年至1893年,美國先後建成了5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這些鐵路幹線及其支線從東部心臟地區延伸向中西部、西南部和遠西部的各個角落,從而使美國本土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一個國家以這麼短的時間,開發了這一片廣大土地,這無疑是一篇壯麗的史詩。這種現象在歷史上,雖不能說是絕後的,但可以說是空前的。……西部土地對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無論用什麼動聽的字眼來形容,恐怕也不能算作過分」。[5]
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編輯]自由放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美國鍍金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也極大影響了當時的經濟政策。美國有着悠久的個人主義價值傳統,內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西部開發,造就了許多白手起家成為鐵路大亨、石油大王的美國夢。因此美國政治意義上的個人主義過渡到了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另一方面,推崇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得以盛行,美國的普通公民,特別是中產階級普遍認為擁有大量財富是神權的標誌,救濟窮人或者限制富人是對上帝意志的干擾。[6]在這樣的思想思潮中,美國資本家創業的積極性被極大的調動起來,資本不會受到來自政府任何阻礙,「甚至任何的大企業組合,只要合於情理,都被允許甚至鼓勵,用慷慨的土地贈與、保護性的關稅率、寬大的公司法以及簡便的稅收政策予以支持。」[7]同時,廣大群眾也積極的參與投資活動,無數個人的投資匯聚成了巨大的資本積累,據統計,1869—1881年資本積累總額為240億美元,1882—1901年約為600億美元。[8]
突破體制障礙,資本主義得以迅速發展
[編輯]南北戰爭前,聯邦政權由北部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南部種植園奴隸主這兩個嚴重對立的統治集團共同把持,彼此勾心鬥角,政府內部矛盾重重、效率低下。主要代表南部種植園奴隸主利益的民主黨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政治、經濟政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構成巨大障礙。內戰後,北部工商業資產階級掌握聯邦政權,從而真正意義上統一了全國資本主義市場。一系列有利於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如提高進口稅率的《莫里爾關稅法》、無償分配西部國有土地的《宅地法》、鼓勵外來移民來美定居的《移民法》等得以順利出台,從而「為迅速的工業增長奠定了法律基礎」。[9]
政治
[編輯]鍍金時代的政治特徵主要是保守主義的放任政策和腐敗問題。共和黨和民主黨政策差別不斷縮小,兩大黨趨於僵化保守,導致工人鬥爭和改良運動的興起。社會鬥爭與改良政策相互影響,新舊交替,並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社會力量組合,終於在1896年選舉中發生了政黨力量大改組,為20世紀兩黨政治的到來開闢了道路。[10]
兩黨政治的發展變化——第三黨系
[編輯]兩黨力量對比在重建後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消長變化。一方面共和黨內部發生新的分化改組,原來的激進派趨於瓦解。另一方面民主黨開始恢復在內戰中受挫的元氣,在很多州內開始和共和黨分庭抗禮。在1876年的選舉中,共和黨僅比民主黨多出了1張選舉人票。在1876年到1896年中兩黨保持了均衡的態勢。民主黨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14個州,而共和黨則在北部的16個州佔據一定優勢。1876年至1892年的五次總統選舉,兩大黨的普通選票差額僅在1%—3%之間。[11]在1875年至1895年的10屆議會中,民主黨控制着其中8屆眾議院,共和黨則掌握着同樣屆數的參議院。[12]共和黨採取保守的政策,無意進行改革,這使得共和黨內部離心傾向日益嚴重。一部分自由派以退黨為要挾要求改變既定保守的政策,稱為「脫黨派」;共和黨上層也分裂為「溫和派」和在國會和各州把持要職的「死硬派」。民主黨方面,重建後投資於南部各州的北部工業資本及70年代以後湧入美國的移民洪流都影響了民主黨的構成,使得民主黨的成分複雜化。與此同時,社會的不滿和改革要求通過第三黨運動表現了出來。70年代起相繼出現了格蘭其運動、綠背紙幣運動,出現了禁酒黨、反壟斷黨、聯合勞工黨和農民聯盟等十幾個小黨。到90年代,他們大多匯集到人民黨運動之中,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場持久、廣泛的第三黨運動,有力的打破了「鍍金時代」沉寂的政治空氣。[10]隨後人民黨與民主黨合併,人民黨運動在1896年以後銷聲匿跡。1896年競選共和黨獲得勝利,這場選舉成為19世紀後期美國政黨力量改組的總結,也是美國兩黨政治由近代向現代過渡的轉折點。僵化的兩黨政治開始轉變為20世紀有彈性的兩黨政治。
國內政策和法律
[編輯]放任政策和高關稅政策
[編輯]放任政策是19世紀末期美國國內政策的核心,該政策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在鍍金時代的經濟部分已經提及,這裏不另作說明。
內戰後,共和黨利用長期執政的地位不斷提高關稅稅率。1857年關稅為19%,而到了1890年被提高到了50%以上,形成了美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高關稅壁壘。高關稅政策提高了美國產品在國內的市場份額,有力的保障了美國在這段時間迅速成為工業大國。同時高關稅政策還促使了美國工業的集中和壟斷。
反托拉斯法
[編輯]由於美國托拉斯組織的迅速發展,對社會中下層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美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反托拉斯組織。1890年聯邦頒佈了反托拉斯法,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條:
- 任何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契約或合謀,限制各州之間或外國的貿易行為均屬非法;
- 任何壟斷或圖謀壟斷商業者均被視為有罪;
- 對於違法者,司法部可以按照法令提出訴訟,法院對違法者發出禁令、規定罰款,違法事項的受害人可要求3倍於損失額的補償。
但由於該法律條款多數沒有明確概念,且最高法院對該法採取極端保守態度,行政部門實施無力,「鍍金時代」時期的反托拉斯法有諸多弊病。
權力機構的調整
[編輯]文官改革運動
[編輯]美國國會在1883年通過了《調整與改革文官制度的法律》,即《彭德爾頓法》,該法成為美國文官制度改革的一個里程碑。這一法律的精髓是「功績制」。其內容主要包括:
- 文官必須通過考試,擇優錄用;
- 文官不得因為政黨關係等政治原因被免職,也不得強迫文官參加政治活動或提供政治捐款;
- 文官在政治上要保持「中立」。
《彭德爾頓法》的通過,標誌着美國現代文官制度的確立。它使知識分子有更多機會進入政界,擴大了統治基礎,限制了官員直接接入黨派活動,切斷了政府對兩大黨提供的財源,給予美國政治體制的調整以非常深刻的影響。
總統權力在與國會的鬥爭中上升
[編輯]重建後的聯邦決策權一度由國會掌握。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為了恢復其權力優勢,與國會展開了複雜的權力鬥爭。[10]在官員任職方面,國會於1867年通過了官職任期法,堅持與總統分享官職任免權。後經克利夫蘭利用文官改革形勢的努力,國會最終於1887年撤消了官職任期法。當時,國會部分議員還主張總統應儘量少過問內閣各部門事務,使各部長對國會各對應的委員會負責,並要求各部每月向國會報告工作,試圖控制各部。這樣的情況在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才得以解決。而在財政支配權方面,國會與內閣的財政職責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分配。在從內戰後到20世紀初的時期中,內閣增加了5個部,這使得行政權力得到了提升。同時總統直屬的白宮辦公機構也開始形成,聯邦政府官員數量得到大幅增長。
聯邦的鞏固
[編輯]在「鍍金時代」,聯邦得到了鞏固。通過內戰,南部的分裂主義同盟被摧毀。而後的全國市場的擴大又從經濟上削弱了州權主義的力量。在頒佈的關於人權的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上同時也包含了削弱州權的含義。另外,各州在遏制壟斷的行動中必須依靠聯邦的力量才能保證州內的穩定,西部新建立的一些州也必須依賴聯邦的財政支持,這也使得分裂勢力的力量減弱。 同時,各州仍保留着部分獨立性,在政策上能夠表現出本州的特點。
腐敗
[編輯]這個時期的腐敗是社會性、全方位的腐敗,幾乎侵蝕到政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當時的輿論評價說:「美國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敗、最無能。」[13]「鍍金時代」時期,黨魁勢力惡性膨脹,他們依靠恩賜官職來拉攏黨派骨幹,進而控制選舉結果和聯邦及州的政權,得以盤踞國會多年。同時,因黨魁而得到官職的黨派忠誠分子也利用職權,通過挪用政府財政充當本黨金庫、將合同投標轉讓給支持本黨的企業家等形式來回報黨魁,造成了嚴重的腐敗問題。
美國白人與黑人文化交往關係
[編輯]南部重建結束至19世紀末期,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鍍金時代」,這個時期美國由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同這一巨大變化交叉進行的是,美國也相應地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在「鍍金時代」美國白人社會統治者在政治思想上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思潮認為,人為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鬥爭中,最適者生存是自然法則。所以無能者的貧困、魯莽者的不幸、懶人的飢餓、強者的征服,都是偉大、深邃、遠慮、天命和進步的,不是一種偶然性事件,而是一種必然。在美國歷史上所謂的「鍍金時代」,南部各州嚴重存在並且日益泛濫的種族隔離制度逐漸合法化。比如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的法律明確規定,鐵路對白人旅客和有色人種旅客提供「隔離但平等」的設施:規定火車職員將每一位旅客「按其所屬種族」指定進入各自車廂。實際上,鐵路專為黑人設的車廂「是最不舒適、最不潔淨和最不安全的。
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隔離和不平等」早已成了白人社會心照不宣的教育信條。在南部各州,種族隔離還嚴格限制了黑人的職業選擇範圍。比如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市的法律禁止黑人理髮師給白人理髮,以防止他們與白人理髮師競爭。「黑人就這樣被剝奪了權力和各種權利,也被剝奪了尊嚴,無依無靠,沒有任何保障,⋯⋯」
廣大黑人由於在美國白人社會人為因素劃定的既定社會秩序中找不到真正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位置,他們只好以被動、消極的自我隔離的表現形式,試圖在本種族狹小的封閉性社會範圍里,暫時找到某種程度上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在黑人社會通常採取的是內部聚斂的方式,即在日常的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比如家庭、學校、教會、戲院、餐館等領域,儘量地遠離白人社會以求實現最大程度的所謂「自治」,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邊緣人」。然而,就在他們在人身接觸上儘量徹底、完全地逃離白人社會的同時,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乃至價值觀念卻正在急速全面的美國白人化。他們是以表面上躲避白人社會的方式和手段來實現接近白人社會的理想;他們所努力創造的新社會就是對他們剛剛脫離出來的那個白人舊社會的仿製品或基本翻版。
美國白人社會文化、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的強行灌輸,構成了黑人被動接受改造與同化的動力源泉所在,同時也構成了黑人本身不斷進行整合的重要因素。白人社會的語言、社會生活模式、文化價值觀溝通了黑人之間原來存在的部落之間極大差異和不同,成為他們能夠有效聯合起來的一條重要紐帶,也使得他們驕傲與自豪於自己是一個美國人;然而,與此同時,白人的種族優越意識和征服慾念又使得黑人時刻能夠明顯地感受到他們與白人的巨大不同和差異,並且注意到他們種族性、生物性的事實本身,其身份特徵既具有與白人的共性,同時也具有其自身的個性;或者說,種族主義特徵本身已經成為黑人具有特殊性的動力源泉與產生黑人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重要凝聚物之一。這就使得廣大黑人在法律層面上得到自由與解放以後所面臨的最深層次的問題上突顯出來,即黑人在文化層面上心靈歸屬感的矛盾與衝突:如何在保持作為美國人的自豪感的同時,又能保持自己傳統的種族意識與種族文化特徵不被改造與同化。該問題在美國長期沒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處理與解決,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和社會最頭疼的社會、種族、人權問題之一。[14]
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
[編輯]對於美國來說,鍍金時代的經濟大發展和它科技的大進步是分不開關係的。而它科技的進步又是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系列科技成果。我們知道,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英國可以說是獨佔鰲頭。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科技發展的中心由英國逐漸向西歐和北美蔓延。在此期間,美國發展了許多新興產業,尤其是像採礦,鐵路以及大工廠這樣的重工業。在1869年修建成功的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打開了通向美國西部深處的快速道路。這條鐵路使得從紐約到三藩市從原來的6個月減少到了6天。鐵路的大發展還體現在鐵路總長度在1860到1880年之間翻了三倍,並且在1920年又翻了一倍。新的鐵軌將隔離開來的區域同一些大市場連接在了一起,因而導致了大規模商業種植,放牧,以及採礦的興起。美國的鋼鐵產量一度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法國之和,雄踞世界第一。這段時間內,倫敦和巴黎通過華爾街向美國注入了大量的投資。但是經濟卻並不能說是健康發展的。在1900年之前,美國的經濟高度集中在了某幾個公司的身上,這些壟斷公司控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鋼鐵生產,石油生產,蔗糖,肉食以及農業器械的生產等。通過「垂直整合」,這些托拉斯(壟斷公司)控制了一件產品生產的方方面面,以此來保證利潤的最大化。不止如此,他們還通過牢牢控制原材料,阻止了一切的外來競爭對手進入市場。長此以往,這些公司會完全壟斷整個市場,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資源必然無法獲得合理的安排,當然也違反了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
科技方面,為了能夠生產更多的商品,鍍金時代的工業的一大特色就是機械化。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就仔細的觀察過操作機器的工人的動作,並且制定了一系列規則使得工人在操作機器時能夠做更少的動作。這種方法獲得了推廣,並且大大提高了所有工廠的生產的效率,同時減少了對於熟練工人的需求。許多工廠開始用僱傭工程師和工頭來監督和指導非熟練工的動作。與此同時,機器銷售異常火爆,熟練工人和工程師也因此越來越多。所有工人的工資都提高了。[15]大量的工程學院在對專家的需求下建立了起來。鐵路行業的發展,也促成了現代管理學的出現,畢竟鐵路的調度需要複雜的命令機制,沒有合理的管理學,也就沒有現代鐵路的井井有序。[16]鐵路的發展還樹立了中層管理機構的概念,並且發明了一套職業軌道。例如,從僱傭18-21歲的年輕人開始,僱員會在內部獲得提升,到他們40歲的時候,他們也許會成為一個機車的工程師,或者是售票員,或者是站台的票務人員。這一套職業軌道是為了藍領和白領發明的,但是它很快拓展到了金融業,製造業以及貿易。於此同時,隨着小型企業的快速發展,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也在快速擴張,特別是在南方的城市。[17]
而在科技的應用上,美國可以說成為了世界的榜樣。從1860年到1890年,美國一共授予了50萬份專利。喬治·威斯汀豪斯發明了空氣剎車,使得火車運行的更快並且更加安全。西奧多·韋爾建立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並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電話商業網絡。尼古拉·特斯拉發明了大量的電器設備。石油成為了一種十分重要的能源,而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建立的標準石油,在全盛時期控制了全美90%的石油市場,他也因此成為了第一個億萬富翁甚至全球首富。[18]
移民
[編輯]在鍍金時代之前的一段時間,通常被稱為「第一批」移民者的歐洲人見證了一次真正的美利堅合眾國移民浪潮。在鍍金時代之間,大約有1,000萬新移民移居美利堅合眾國。他們中的一些人是來尋求新開墾土地的富裕農場主,然而他們中還有一群人是極度貧困的農民,夢想着在新大陸上通過在農場、礦場和工廠工作實現「美國夢」。然而,卻很少有移民者來到不發達的南方地帶。為了接納大批的移民者,聯邦政府在1892年在紐約自由女神像[19]不遠處的埃利斯島開設了難民收容所。這些移民者當中分為兩部分人:一、從德國、大不列顛、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等歐洲國家轉移的「第一批」移民者的最後一波;二、新的移民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往返於大西洋兩岸的的歐洲和北美,但是絕大多數人成為了美洲大陸的永久定居者。他們居住在分佈於城市和鄉村的建設規劃良好的社區。他們的後代在文化上逐漸融合,譬如德國移民的美洲社區雖然說德語居多,但是下一代的年輕人即會說德語也會說英語。[20]
新的移民浪潮中,大多數人是來自於東歐和南歐(包括許多意大利、波蘭和猶社群)的貧窮農民或鄉下人。有些群體,尤其是意大利和希臘人,將自己視為臨時移民者,在長時間的無技術水平的勞動後會帶着掙夠的錢回家。其他群體,譬如猶太人,由於已經被東歐許多國家驅逐,所以無意返回家鄉。(返回以色列的選擇那時還不存在)[21]
歷史學家們將移民的原因分解成「外部驅動型」(譬如人們被從原先的土地上驅逐出)和「內部吸引型」(譬如新的土地的致富機會)。前者包括了原住地經濟的隔離、土地的短缺和反清教徒思潮。後者包括了廉價而質優的耕種土地,大量工廠、磨坊和礦山的工作機會。[22]
移民者的第一代通常居住在基於宗教的社區,共享同一種語言和宗教信仰,有着相同飲食習慣,並且通過舊有的居住關係保持着聯繫。陡然增加的人數使得大都市的棚戶區增加。與之對比,在小的作坊農場,管理者通常會建造價格低廉的工作式棚屋。[23]
來自中國的移民
[編輯]亞洲移民——在這一時間段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通過建設公司被帶到美利堅合眾國從事短期的勞動。因為不同的生活習俗,加上低廉的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歐洲移民的美國人強烈地反感這些亞裔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從加利福尼亞州到猶他州的太平洋中央鐵道大部分是由中國工人完成的。在1870年的一次粗略的人口調查中,中國人(主要是男性,還有少部分女性)在全美的人口達到了63,000;到了1880年[24],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06,000。由龔帕斯領導的勞工組織強烈反對中國勞工的出現。由於這樣的歷史原因,從中國來的移民者直到1950年才允許擁有美國國籍。但是,由於美國最高法院的一個決定(美國訴黃金德案),他們的子女若在美國出生則自動擁有美國公民權。[25]
國會通過1882年頒佈的《排華法案》遏制了中國移民者的增長;這個法案的確阻止了進入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勞工,但是中國商人和學生卻可以短期到訪。到了1940年,中國人的數量銳減到37,000。儘管相當一部分人返回了家鄉(這個比例相比於其他移民群體是很大的),他們中的很多數人還是留在了美國。由於中國人在很多地方不受到歡迎,所以他們就聚集在大城市的「唐人街」區。上述的驅逐法案直到1940年才廢止。[26]
都市生活
[編輯]社會在內戰之後的一段時期內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北方[27]的迅速都市化。由於對熟練技術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明顯增加,許多歐洲移民者到磨坊農場工作,更多的人則來到了工業化的大都市。紐約,費城和芝加哥經歷了迅速的發展。這期間,路易斯·沙利文成為了第一位用鋼結構去實現摩天大樓的建築師,並推動了「形式服從功能」的功能主義建築思潮。自從1884-1885年之間由威廉·勒巴隆·詹尼修建家庭保險大樓後,芝加哥開始成為了摩天大樓的聚集地 [28]。
城市的擴張使得馬車為主要方式的交通面臨困境。在1880年左右,電車的出現形成了一次交通革命,並且這之後出現了大城市之間的鐵路專線和城市的地下鐵[29]。但是,貧窮的工人還是居住在破舊的棚戶區,並且通常須要步行上班。隨着大城市移民數量的增加,貧困也在加劇。最貧窮的人擁入廉價的棚戶區,譬如曼哈頓的「五點」和「地獄廚房」社區。這些社區很快就被臭名昭著的犯罪所佔領了(譬如「五點幫」和「乞丐男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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