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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华人强制流配：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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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 (一) 08:56的版本

大清洗中对远东地区华人的政治迫害[註 1]，是指苏联共产党在大清洗期间，对远东地区华人进行强制人口转移及政治迫害。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有计划地处决，流放当地的亚洲人，强迁大量欧俄移民至远东地区[1]。当中远东华人肃反受难者总数约为20,000~24,000左右，当中近一半遭流放至新疆或苏联其他地区，3,794人在远东地区被苏联当局直接释放[2]，3,922人被直接枪决[3]，其馀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拘禁或进入古拉格劳改[4][5]。

背景

File:海嵾崴1933年的中国餐馆瓦尼亚.jpg
1933年位于海參崴的中国餐馆瓦尼亚(ВАНЯ)
是次镇压提倡者及指挥者尼古拉·叶若夫
是次镇压前线指挥者根利希·柳什科夫（俄语：Люшков, Генрих Самойлович）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爆发内战，华工的处境恶化，俄国各派都争相欺凌华工：俄国白军所到之处“多有侨尸暴露，或负枪刀伤痕，或被剥夺衣服，冻馁而死”；苏俄红军军纪亦差，“奸淫掳虐惨不忍视，房屋货物均可付之一炬”。“凡不通俄语者均被过激派指为内奸，钱财衣物使之一丝不存，复伤其性命”；西伯利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也随意搜查来往华工，他们发现可疑的东西就立刻给华工安上“红党”的罪名，“连话也不问一句就枪杀了”[6]:112-113。苏俄政府利用远东华侨社会的劳资矛盾，扶植华工会对抗本地的华商会，使华人内部出现分化。更有甚者公然对山东昌邑在俄之华商抢劫凌辱[7]，有部分华人因此回归中国或前去第三国[8]。

俄国内战后，因为苏联当局推行新经济政策，苏联远东地区因缺乏劳动力发展经济，因此需要大量引入移民。因此苏联当局大规模移民欧俄地区的国民到远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移民66,202人至远东[9][10][11]。而其他华人对前往远东打工并不排斥，他们是当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有数量众多的华人前往远东谋生，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远东华人控制了苏联远东地区一半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当中小额杂货贸易占比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占比22.1%，餐饮业占比10.2%，因此拥有相当的经济影响力[12][13]。1920年代未期至1930年代初，远东华人在该地商业势力急速膨胀，当中有些商人出售假货及劣质产品，令当地俄罗斯人认为华人都是诈骗犯和小偷的族群刻板印象。1930年6月1日，在海参崴列宁斯基区（俄语：Ленинский район (Владивосток)）一名俄罗斯工人因不堪华裔管工压迫，聚众毁厂，导致当地爆发一场华俄之间的小规模械斗，27人受伤，当中3人永久伤残。是次事件促进了远东地区华人与俄人之间的进一步种族冲突。对当地俄人而言大部分“新中国人[註 2] ”：“不学俄语，守财奴，不守承诺，喜欢骗人”。当地中国人则认为本地俄罗斯人：“好勇斗狠，动辄以暴力威胁，不讲道理，愚蠢”[14]。1920年代中后期，苏联对华政策开始收紧，先是加强入境审查，再在出境时多所限制，规定携出之行李须缴34%的税，而且总值不得超过300卢布。在离开苏联境内时，须缴14卢布的出境证费，以及裸体受检。采取限制汇款和增派税项[註 3]以压迫当地华人。1926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会议上认为让中国人和朝鲜人进入苏联会带来严重危险，苏联开始从远东迁出部分朝鲜人，并同时对当地华人采取政策“将他们挤压出边区”[6]:116-117。

苏联对远东华人之政治镇压

大清洗前对远东地区华人之政治迫害

中东路事件后，中俄关系急剧转差，1931年开始，苏联政府开始阻止华人越境至苏联[15]。

大清洗中对远东地区华人的政治迫害

《镇压“民族路线”决议（俄语：Репресс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линиям» в СССР (1937—1938)）》公布后，苏联当局开始对华人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

1937年8月21日，苏联正式针对当地亚洲人中最大群体高丽人（朝鮮人）进行政治迫害，关于远东边疆区高麗人人口的强制迁移计画开始实施[16]。 1937年10月2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93号命令》正式发布，华人继波兰人，德国人和高丽人等族群后被列入肃反名单，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容许秘密拘捕一切有间谍和破坏份子嫌疑者[17]。1937年12月22日，尼古拉·叶若夫下令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主席柳什科夫（俄语：Люшков, Генрих Самойлович）“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18]。12月23日，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境内中国人叛徒和间谍之计划》 “同时进行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匿藏地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户主与访客。对他们进行讯问。发现反苏维埃，从事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註 4]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将其逐出苏联境内。所有被司法当局逮捕的嫌犯，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19][20]”。

1937年12月29日晚，滨海州肃反委员会进行名为“中国行动”的肃反专案。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21]。同时间在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华民国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有200余人，布拉戈维申斯克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22]。

1938年1月10 日，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余銘向苏联提出交涉，要求尽速释放被捕华侨。次日中方要求面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对方称病拒见[23]。1月13日，有华侨向海参崴、伯力等领事馆报告，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但苏联地方内务部机关态度强硬，不允许中国领事机构探视，送食物[24]。1月28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致电外交部，指出苏联大量抓捕华侨“谓其俱犯间谍罪，其孰能信”。1938年1月3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镇压“民族路线”（俄语：Репресс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линиям» в СССР (1937—1938)）》的决议，决定加大和延长对民族主义者的肃反，当中亦包括中国人。1938年2月开始，针对华人的大肃反展开[註 5]。2月6日，《中央日报》刊载苏俄虐待华侨之信息[25]。2月14日，中华民国驻海参崴总领馆电告外交部，苏俄大捕华侨，大量掠夺及充公苏联华人财产一事：“其剽掠无所不取，酷索钱财，藏匿者以刑相逼，拷毙无算，备极惨毒”[26]。2月17日，中华民国驻伯力总领馆介入事件，抗议对被逮捕之华侨刑讯逼供，要求苏联方放人，苏方不予理会[27]。2月19日，《中央日报》再发文声讨苏联虐待华侨[28]。2月21日，香港《工商日报》亦转发日本报纸消息，斥责苏联虐俄华侨可愤[29]。2月22日，伯力总领馆表示“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30]。“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31]。经过数次逮捕，海参崴地区未捕之华侨仅剩千余人。随后，苏联政府暂停逮捕一个月，诱使死守领事馆的一千多名华侨尽数离开。于3月28日再次大肆逮捕，不少华侨再逃往领事馆避难，但由于苏联官方事先在街头设立密集岗哨，全被中途截阻而去。至此，海参崴华侨基本上被一网打尽[32][33]。

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大使奥雷尔斯基（俄语：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 Иван Трофимович）[註 6]就远东华侨问题协商，双方在四天的讨论中得出了七条结论[34][35]：

  1. 苏方愿担负华侨迁往苏联内地及新疆费用，唯须由地方官厅组织按批次遣发。
  2. 苏方可给予华侨相当时日，料理私事，期限自两星期至一个月。
  3. 仅限有生业工作能力，愿在苏联从事生产工作之华侨得移送苏联内地，其他侨民予以便利，经新疆回国。
  4. 苏方将协助华侨处置不动产，听其出卖或委托他人代管，如无相当代理人时可交领馆代管，但不得使大批房产全行集中领馆，市政府将指派专员协助华侨清理上项财产。
  5. 市政府外事科按照第三条所规定办法编造应予遣送之华侨名册，并另抄一份指明运送时间，经由交涉员函送驻海参崴、伯力及布拉哥领馆备案。
  6. 华侨苏籍妻子亦得随同回国。
  7. 被捕华侨苏方原则上同意予以遣送出境，但以未犯有重罪为限。

1938年6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远东中国人》的新决议，决议停止从远东强制驱逐华人，以及允许华人自愿迁移到新疆，若不愿意去新疆，要安置到远东边境禁区和筑垒区之外居住。倘若在远东之财产已被没收，但又不愿去新疆之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的家庭，须送至哈萨克。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积极的破坏分子、恐怖分子的华人不能释放[36]。

統計

一般来说，遭受肃反的华人可以分为四大类：一、就地释放；二、返回新疆；三、流放哈萨克或其他远东以外的苏联地区；四、处决与进古拉格。

就地释放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按照联共（布）中央的指示，重新查看部分侦讯文件后，从羁押中释放2,853人[37]。当中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第五列车的941人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库尔—乌尔米地区[註 7]，这些人在抵达当地后亦获赦[38]。

返回新疆

由于当时东北已为日本傀儡国满州国所据，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又尚未有铁路连接中俄两国，因此被释华人经西伯利亚铁路向西进发，抵新西伯利亚后转乘南下列车经阿勒泰地区抵新疆。1938年6-7月，在海嵾崴的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7,130名华人分乘5列火车被强行迁走，分四列列车（分别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其馀坐第五列车北上[39]。

流放至远东以外的苏联地区

依据苏联统计机关的人口普查结果，在1926—1937年这段时间内，中亚地区中国人数量极少，可是在1939年苏联人口普查（俄语：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1939)）中该地区突然出现5,500余名中国人。这些人显然是从远东、东西伯利亚等地迁移来的，并且应当以远东地区迁来的为多。同时，根据1938年6月3日叶若夫的命令，“持有苏联身份证件的中国丈夫的中国妻子，随其配偶一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40]。1939年9-12月又有227名从监狱中释放的华人被迁往哈萨克斯坦[41]。根据普查结果，中亚华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两地）在1939年初有5,567人[42]。由于当中有部分人在抵达后哈萨克斯坦获释后可以自由活动，因此会有部分人无法被统计，这些人可能向苏联当局申请迁移至苏联的其他地方[43]。

处决与进古拉格

与上述状态相比处决与进古拉格是最严重的迫害，流放后成功抵达流放地便可以获得自由，处决也常常以枪决执行，因此犯人不会承受过多痛苦。进古拉格是最重的刑罚，因为除了失去人身自由，几乎每天被强迫工作外，仍然需要忍受劳改官日常虐待，以及偶发性的秘密警察之私刑，令人生不如死。仅在赤塔被捕的华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至满州国，他透露被捕的华人数目达到11,000人，研究远东肃反史的两位俄罗斯权威史家德·鲍·法图索夫及尼·费·博盖（俄语：Бугай, 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一致认为此数字可信，苏联当局拘禁了至少11,000中国人[44][45]。在远东集中营的华人数量每年不同，在1939年有1,794人，1945年有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幸存者才得以被释放或遣返中国。根据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纪念网的资料，在1937-1938年间，11,000多名被拘捕华人其中有3,922名被处决，其馀则判处强制迁移和进入劳改营。当中有1,826名当时被定罪的华人成功活到去斯大林化时代而获释[46]。

纪念

2012年10月30日，对远东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在黑龙江岸边的俄中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同时揭幕，以纪念远东大清洗中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体受害者[47]。1938年3月2日，在前国际红十字会驻莫斯科办事处会址，24名雇员包括华人烫衣工王希祥（Ван Си Сян，音译）遭受肃反，他们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并先后处决。2017年4月30日，俄罗斯人权理事会决定为王希祥设一纪念牌匾纪念[48]。

参见

注释

  1. ^ 本條目中的“华人”特指当时之中华民国国民、曾为中华民国籍的满州国人民或归化为苏联公民之中国人（Китаец），当中不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日本帝国或其他国家之华裔公民
  2. ^ 即苏联成立后才前往当地之中国人（Китаец）
  3. ^ 當地华侨需要缴纳以下稅項：“营业照税、营业照捐、营业捐、船只估价捐、所得税、纯利税、营业公债票、水手保险捐、水上警察捐、码头捐、贫民捐、学堂捐、验照捐等各种杂捐”。凡是在苏华工不加入当地工会组织，就不准工作，但即使加入了当地工会组织，还要承担护照费、居留票费、入会证费、工证簿费、保险费、店簿费、所得税、厕所污秽费、义务捐、临时捐。华侨房产也要缴纳五花八门的捐税，如地皮捐、地皮税、房产捐、房产估价捐、所得税、红利捐、油坊捐、警察捐、修街捐、贫人捐、学堂捐、临时捐、俄人看管捐、所得公债票、红利公债票等等
  4. ^ 核心的“三人小组”又可称为哈巴罗夫斯克三人组，成员分别为：柳什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局长的米哈伊尔·伊·季明特曼（Михаил И. Диментман）、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第三处（俗称中国事务处）处长的边防军上尉约瑟夫·亚·利霍德泽耶夫斯基（Иосиф А. Лиходзеевский）。他们授权的其他下级“三人小组”通常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州或边疆区局长、州或边疆区检察长、州或边疆区党委书记组成。
  5. ^ 当年使用东北官话的塔兹族不在此列，他们被苏联认定是其他民族。
  6. ^ 又名卢干兹或博夫-卢干兹，博夫为其出生姓氏，奥雷尔斯基为其当时本名，卢干兹为其化名。
  7. ^ 该地满布北方针叶林，常年人迹罕至，平均温度只有12~14摄氏度，几百人被安置在该地等同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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