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贪史：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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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叛亂。甚至康熙本人亦明言：“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對於臣下貪污，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
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叛亂。甚至康熙本人亦明言：“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對於臣下貪污，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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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當權的二十多年中，他貪污了 |
[[和珅]]當權的二十多年中，他貪污了超過八億兩白銀，兼併了千百萬頃土地，佔據了幾百處房產。 在他的保護之下，他的家奴也成了日擲千金的暴發戶。和珅聚斂的財富，竟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和珅成為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首貪。據《[[清朝野史大觀]]·和珅家財》等野史記載，和珅總財產是「八萬萬兩有奇（即八億兩）……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閣臣，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半額而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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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督抚到州县，皆聘有[[幕宾]]與[[胥吏]]。[[郭嵩焘]]曾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说，乾隆十七年一個幕宾的“岁脩”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章学诚]]在《与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清稗类钞]]》记载，户部索贿最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户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有“东富西贵”之谚。 |
清代从督抚到州县，皆聘有[[幕宾]]與[[胥吏]]。[[郭嵩焘]]曾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说，乾隆十七年一個幕宾的“岁脩”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章学诚]]在《与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清稗类钞]]》记载，户部索贿最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户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有“东富西贵”之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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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3日 (一) 03:27的版本
貪污是人類的劣根性，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杜絕貪污。宋朝的李新說：“廉吏十一，貪吏十九。”[1]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說：“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其實是一部貪污史”。
虞舜時期，皋陶創立“墨”罪，“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懲為賊，《夏書》曰：‘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明初的官俸是以粮食计算，到中业折为色俸，有时给钞，有时財務困難時，竟给苏木、胡椒为俸，故《明史》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
三代
劉澤華與王蘭仲的《論古代中國社會中的貪污》稱“西周時已有貪污受賄的記載”。
《左傳·桓公二年》，「國家之敗，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寵賄章也。」
春秋魯國大夫叔向處罰貪官羊舌鮒，論“墨”罪，“殺，棄屍於市。”
漢朝
《漢書·田延年傳》：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
唐朝
唐代宗時宰相元載專權貪污，大歷十二年（777年）三月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逮捕元載、王縉二相於政事堂。籍其家，起贓無數，其中取出八百石胡椒。宋代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一書中感嘆：“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宋朝
慶曆四年（1044年），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滕宗諒因任意使用「公使錢」饋遺游士、犒勞民兵，結果被彈劾，謫守巴陵郡。
南宋初張俊“喜置田產，故江、浙間兩淮歲入租米僅百萬石。及死，諸子進黃金九萬兩”[2]，一說“歲收租米六十萬斛”[3]。
明朝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称明代官俸最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亦有《明官俸最薄》之條。
明初朱元璋立下重典，官員貪污60兩銀子，一律押往府州縣衙門左邊的土地廟，設有「剝皮亭」，處剝皮實草之刑。剝皮時如果讓被剝皮者早死了，又規定：「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葉子奇《草木子餘錄》）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又巧立名目，多徵賦稅水腳錢、車腳錢、口食錢、庫子錢、蒲簍錢、竹簍錢、神佛錢等。經過追查，六部的多數官員如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等人皆郭桓同黨，一共三萬餘人斬首示眾，“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史稱“郭桓案”。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載，正統十四年（1449年）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據此將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
正德十六年（1521年），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正德十六年（1521年），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
明代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 。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嵩、嚴世蕃父子倒台時，《明史》稱，抄出來“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 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天水冰山录》載：“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 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嚴世蕃同時又是色情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陰受溺。[4]”北京百姓稱之為“錢癆”。
徐階執政時期，朝野稱之為「名相」。可是其子弟橫暴鄉里，佔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隆慶元年（1567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齊康彈劾徐家人橫行鄉里，徐家認為齊康是受徐階的政敵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時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責齊康，高拱因此下臺，時人謂之「權奸」。後來海瑞當上江南巡撫時，要求徐階退田，徐階退了一些，海瑞還是不滿意，弄得徐階很難堪，最後還在大廳撥糞。
隆慶初年，古田僮韋銀豹、黃朝猛反叛。殷正茂有軍事才幹，但生性貪婪，首輔高拱多給殷正茂二十萬兩，希望他早日平叛，班師回朝。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幹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用人。
清朝
顾炎武说：“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又说：“今之君人者，……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5]
康熙對貪污恨之入骨，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於噶爾丹」。但是他曾說：「要杜絕貪污根本不可能」[6]，晚年甚至允許官員貪污[7]，以致政風敗壞，史稱索額圖“貪侈傾朝右”，明珠“簠簋不飭，貨賄山積”[8]，其他如徐乾學、高士奇等皆肆無忌憚地貪污公款。浙江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當時的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明珠“簠簋不饬，货贿山积”，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官吏贪污银两二十余万，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四十余万两等。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一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四千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六万余两等[9]。
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叛亂。甚至康熙本人亦明言：“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對於臣下貪污，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和珅當權的二十多年中，他貪污了超過八億兩白銀，兼併了千百萬頃土地，佔據了幾百處房產。 在他的保護之下，他的家奴也成了日擲千金的暴發戶。和珅聚斂的財富，竟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和珅成為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首貪。據《清朝野史大觀·和珅家財》等野史記載，和珅總財產是「八萬萬兩有奇（即八億兩）……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閣臣，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半額而強」。
清代从督抚到州县，皆聘有幕宾與胥吏。郭嵩焘曾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说，乾隆十七年一個幕宾的“岁脩”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章学诚在《与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清稗类钞》记载，户部索贿最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户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有“东富西贵”之谚。
中華民國
《亞洲華爾街日報》認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1943年時，他的資產估計為七千萬美元，曾投資美國通用汽車和杜邦公司。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2009年，前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及總統夫人吳淑珍因國務機要費案，被判無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7年9月26日柏林透明國際指出，在一百八十個國家的評比中，中國清廉指数（CPI）第七十二名。
2005年9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北京舉行的「亞太反貪腐倡議（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Pacific）」研討會上發表報告指出，隨經濟改革，中國的貪污問題日益猖獗。2004年中國涉及貪污的金額高達4090億元人民幣至6830億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