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说真话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朋友。忠言能逆耳,但也能表示爱惜。
举三个例子。刘宾雁,方励之,和苏晓康是我最尊重的三位中国朋友,每一位也至少有一次对我说过不考虑我面子的话。现在回想,我每次都有收获,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友情。
宾雁的晚年住在普林斯顿附近,离我家不远,我们常常见面。我从他那儿学了难以说尽的知识。有一天在我家喝茶吃点心,他突然问:“培瑞,你说话是地道的中国北方口音,墙上挂的是中国名人的字画,各方面是十足的汉学家,为什么我在你家从来没有喝到过一杯好的中国茶?” 我听了一愣,可是心里只好承认。我不懂中国茶。宾雁的性格就是那样:有话直说!我知道他是善意的,说得也不差。
后来我家里慢慢有好茶了。我仍旧不懂,可是我妻子喜欢茶,会品茶,不同类都熟悉,最好的泡法也明白。茶的问题算解决了。
方励之对我直言是这么个例子。1989年二2月26日晚上,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北京邀请了500个人参加吃晚宴,我跟方励之和我们的太太都被邀请,一起做了一部小汽车赴宴。快到饭店,我们突然在路上被拦下来,警察说“超速了”(路上拥挤,根本没有超速),打发了我们的车和司机。我们四个人找了个出租车,可是没走多远又被拦下来:“尾灯有问题”。出车到公共汽车站,但大车到了站不停,一辆又一辆,最后我们只能在冷寒冷的街上走路,便衣一直做陪,有坐车的,骑摩托车的,走路的。我们严密被严密阻拦,无法走近布什先生的宴会。
第二天,在全球的媒体报道里,这个故事是大新闻。又过了几天,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方励之赴宴真相”。我看了非常吃惊。我早知道中共会歪曲事实,为了推动自己的利益会修修补补,耍言弄语,但这篇文章不一样。它没有“歪曲”事实,它从根本上编造了一个新的故事。方励之和林培瑞坐汽车想绕开警察的合法规定从宴会所在的旅馆的后门钻进去云云。。。作者名字列为“《瞭望》周刊豫木”。 我想澄清事实,打了电话到《瞭望》编辑部,也寄了信,都没有回音,最后我亲自去了一趟。有一位李勤先生出来迎接,说很抱歉,豫木出差了,没办法跟他联系。其他的同志也不能代表他;豫木的文章是豫木的观点。后来跟中国记者朋友了解到:这位李勤先生就是豫木。好玩儿!这个人居然没办法跟自己联系。我气呼呼地跑到方励之的家,解释过程,问“怎么可能?!”
方的反应呢?他笑了。“你见怪的我们见多了呢!”这种大谎言并不稀奇,你林培瑞感到惊讶是有趣的事情。与刘宾雁关于茶的话有点像:一个还不错的汉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这么天真?我上了一堂课。
但苏晓康曾经跟我说过的几句直言,给我上的课还更深一些。那是2001年,我跟朋友黎安友(Andrew Nathan)合编的“天安门文件”之后。把文件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位中国官员(到现在我不便说他的名字)告诉我和安友中共政治局开了会,给了“天安门文件”定了性。江泽民主席对他的同志们讲了七、八点,其中之一是:黎安友和林培瑞是套着学者的外衣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
我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府里工作过(更不要说情报局)。听到这个消息,我自然感到惊讶,但更让我深思的是一个别的问题:江泽民对政治局说这句话,自己相不相信?信可怕,不信也可怕。
我的逻辑思维是:
江要是相信,那等于说一个在世界上最大,最有势力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情报是很差劲的。堂堂一个中国国安部难道没办法发觉黎安友和林培瑞是怎么回事?把这么错误的信息传到主席办公室? 可怕。
但江要是不相信呢?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在这种问题上愿意对他周围的官员故意说谎?也可怕。
我决定去问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的看法。江泽民究竟信还是不信?问了七、八位,意见不一,各有各的解释,但最后大概一半估计江信,一半认为不信。
问到苏晓康,他说:哎呀,培瑞,你们洋人的这种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共产党用语言,它根本不CARE(在乎)(晓康用了一个英文字)“信还是不信?”“真还是不真?”。领导说这种话不是为了传播真相,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江泽民的用意不是给政治局分享一句“真话,”,听者也不会问“这句是真的还是假的?”。目标更像分发一些武器,是给政治局几句全国可以(也应该,也必须)在政治战场上用的大炮和火箭。在实际的战争里,将军分发大炮以后,士兵们不问“是真铁做的还是假铁做的?”能开炮就行。同样,江泽民分发“林培瑞是情报局”这个语言子弹给他的部下去用,“是真是假” 根本无所谓。唯独外国人会问这种天真问题。
外国人研究中共,可以比作进入一个很长的走廊,两边墙上挂着相片和绘画。你仔细研究墙上的东西以后,以为掌握了个局面,但又过了一会儿,很偶然机会发生,一部分走廊的一边的墙垮了,你往外看,看得见更大的一间屋子,里头布置好了灯,地毯,大椅子,都是新的现象等你去研究。你认真开始,偶然看到地板里有个活板门,拉开一看,又是一个更大的新世界在地下。
结果是一阵一阵的顿悟。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顿悟是从口头说话的经验来的,不是从书本得来的。刘宾雁,方励之,苏晓康不顾我的面子对我说出批评的话,我不但不介意,而且感到非常感谢。尤其是苏的那句批评(你们洋人的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大大地深化了我对中共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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