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谁也未料到，一辆油罐车，会引发民情汹涌，将官方悉心营造的三中全会前的“社会大局稳定”的假象撕破。而点燃这波舆情的，是被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党媒，必须姓党”的官媒。
7月2日，新京报披露一起“化工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事件，一周后在中国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自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中国最严重的一起食品安全危机，摧毁了当局在该事件后花费了相当大功夫才让中国民众对本国食品慢慢有所恢复的信心。
中国当局向来强调食品安全大于天，告诫各级官员凡涉百姓之事，都不是小事，马虎不得，然而据称油罐车不清洗罐体就直接运装散装食用油的所谓“混运”现象，已经存在20多年，是行业公开的秘密。 “混运”乱相如此之长得不到有效治理，不是一句简单的政府失职所能解释的，背后必有一种逻辑支配。可从四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油罐车“混运”凸显的问题
一是运输成本过高。按照受访卡车司机的说法，洗罐需要数小时，费用至少三、四百元。罐车的运输成本当然不只这点。油费、过路过桥费、卡车修理费、年检费、再加人工费，以及其他成本，对营运油罐车的企业或者车主来说，可能很难承受，因此，能够节省一点是一点。问题是，有些成本是不必要的，是由垄断或政府的过度管理造成的，但另一些企业或市场主体必须承担，在不能削减这部分费用的前提下，企业只好在降低“良心成本”上做手脚，就像油罐车的“混运”。
二是监管和企业的“合谋”。一个现象存在20多年，实际上已经不是行业公开的“秘密”，而成常态了。既是常态，就很难用监管失职来描述，里面一定存在监管部门或人员与运输企业某种程度的勾连。你能认为油罐车不清洗就直接装油运走，整个中国的运输和食品监管部门从来没耳闻？了解而不作为，合理的解释是：监管部门“体谅”企业这样做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以致不如此做无利可图，可他们又无法帮企业去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当然也会给监管部门或其工作人员“上贡”一点，监管部门也就默认企业的做法。
三是媒体监督缺失，舆论生态全面恶化。这起事件是由天子门下的官媒曝出的，从报道来看，记者对此事追踪了两个多月，一起丑闻要深入调查，确实需要花较长时间，但此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月后才发表这篇报道，背后考量的可能还有发表后的风险问题。也就是，如今在舆论一律，媒体不能自行其是，脱离当局规定的报道纪律和要求，报社可能预知到报道发表后会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响，尤其临近三中全会，仍要把这件丑闻公之于众，就必须考虑这样做会给报社，特别记者本人带来何种政治风险。
从好的一面讲，这个事情说明，即便在当局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媒体人还没有完全熄灭心中的那份舆论监督的社会理想，并且只要去做，也是能做成的；但从坏的一面讲，这种舆论监督权差不多也成绝唱了，过去十多年，中国舆论的生态确实有个重构，媒体变成只能“歌德”，不许“唱衰”，即使“歌德”，也需要方式正确，马匹拍的不对或不是时候，也是一种错误。媒体“自毁”武功，不能行使监督职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的几乎完全消失。在胡时代，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曾大行其是，对政府和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监督作用。而在这十多年里，当局强调“党媒姓党”、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并祭出宣传纪律，于是调查记者纷纷出走，调查部门被撤销，媒体根本不敢对社会公权力特别是官员行使舆论监督权，偶尔的监督冲动，也是只对“苍蝇”，不对“老虎”，全面进入“歌功颂德”新时代。它的代价，就是像这种危害百姓食品安全的油罐车“混运”现象得不到揭露。
政治整肃解决不了官员的责任伦理
四是当局对党和官员的政治整肃解决不了责任伦理。当局一直宣传政权的人民性质，再三向官员强调14亿人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眼睛向下，心中装有百姓，为民服务，为此并使出反腐和整党两招。官员的确是抓了一大把，用于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的时间，以及套在头上的政治紧箍咒，也比过去多得多，结果呢？不敢非议中央，大吃大喝减少了点，各种政治小派别和小集团不见了，然而，并没有提高官员的责任伦理，让他们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干群关系、官民关系依然紧张。
这亦体现在抓食品安全上。早在2013年，习就指出， “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油罐车事件正应了这句话，妥妥表明中共是不够格执政的。这并非是指，过去几十年，尤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当局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没有做什么事，至少在法规上，弥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缺陷，比如对行业油罐车的“混运”问题，法律是有规定的，在一段时间里，当局也提高了监管力度。但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不时冒出？
除了上面指出的几点，一个深层问题是，如今的官员，再无为民服务之心，无论当局怎么强调，施以各种压力，官员的政治伦理就是不在百姓身上。根子当然是这个体制，“上”唯大，官员的政治前途和人身关系依附于“上”，这一点今天更明显，在此前提下，官员的责任伦理就只有“上”，而没有“下”即百姓。因此，不论当局如何假装拿鞭子抽打官员，把脱离群众的危险说得多么严重，在官员眼里，百姓不过是蝼蚁，当然也就不可能主动去维护百姓利益。
三中全会在民情躁动下举行
然而，今天的百姓也不全是顺民，也不想做顺民，会通过各种方式曲折反映这一点。油罐车混运事件发生于三中全会前夕，说明当局在重大事情或重要会议召开前，无论怎么严防死守，想消除不稳定因素，总是会有不测事情发生，让当局破防。中国社会的各种燃点之多，远远超出当局的防堵能力和水平，甚至防堵本身就会衍生出不稳定事件。比如，二十大谁能想到胡锦涛被架离一幕，去年10月，又有谁想到李克强会突然离世。在社会的燃点多得数不胜数的情形下，当局即使预设了一千套、一万套防堵方案，现实中总会有某个燃点超出他们的方案之外，从而点燃民众的不满情绪。
这种困境是中国当局无法摆脱的，但它必须做徒劳的努力。这既是一种政治惯性，也是现在社会的民怨太大。所以，当局在三中全会打出“改革”旗号的同时，在会前也习惯性地强力管控社会不出乱子。而民众之越来越不满，也在于对现状的心态和认知发生了改变。北大国发院前不久公布了一个连续多年的调查，揭示了这种转向。根据这个调查，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时，过去前三轮（2004～2014） “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相对地，认为贫穷是因“机会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认为贫穷是因“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但去年认为贫穷是因“机会不平等”上升至第一位，认为贫穷是因“不公平的经济体制”上升至第三位；相对地，认为“缺乏能力”下降到第六位，认为“缺乏努力”下降到第五位。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到，在 2004到2014年这十年，人们对于贫穷的看法倾向于个人因素，认为是个人的能力或者努力不够导致的，而在去年，则更多归咎于政策和体制因素。这种对贫穷归因的认识改变，既反映了多数人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助和无奈感，也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需求，由此滋生的社会不满就会更强烈。这当然让当局会感到害怕。然而，当局也毫无办法，只能靠空洞的政治说教以及政治惩戒，以为可以敦促官员去抚慰群众，降低社会不满，但一辆油罐车“恰到好处”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让当局再次目睹躁动的民情，会议或因此开得有点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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