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随冯玉祥反蒋失败后的青帮老大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张璧为了躲避袁世凯在北洋军第六镇中展开肃清革命党的行动，他逃亡奉天，并在1911年10月底前后在奉天加入了青帮组织。当时，张璧曾充分地利用青帮组织和商震共同发起组织了陆军小学，招集学生学习，建立东北地区的“光复军”，积极地策应了武昌革命。本章将集中考察张璧在革命成功后和青帮的来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再也无法忍受段祺瑞的统治的冯玉祥，再次发动政变，将制造了“三·一八血案”的段祺瑞拉下台，段逃往天津。此时，张作霖带领军队入京，又将冯玉祥及其军队赶出北京。

1926年5月10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表示要加入国民党。

8月，冯玉祥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9月17日，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

1927年6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8年6月3日，冯玉祥再次率领军队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重新占领了北京。

10月，冯玉祥任武汉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誓效忠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

1929年1月，北伐胜利后的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该会议决定为减少军费开支，将对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等人的军队，大量裁军。

3月中，又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出马，进一步利用这一机会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扩充嫡系。由此引起了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的强烈不满。这时，日本与蒋介石签订撤出济南的协议，按协议济南应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接收，而蒋介石却严令西北军不许接收，改由他的中央军接收。由此引起了蒋、冯二人的矛盾激烈化。

5月中，冯玉祥在陕西华阴部署反蒋军事行动后，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开始。正在此时，5月22日，冯玉祥军中将领韩复榘、石友三通电拥蒋，背叛冯玉祥。5月23日，国民党中央下令解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面对强大压力，冯玉祥通电下野，使蒋介石失去继续进攻的口实，蒋、冯军事冲突结束。蒋介石命阎锡山将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在国民党展开的清党活动中，因为受冯玉祥的牵连，张璧等众将领均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解除了军中一切职务。

从1929年12月开始，不甘失败的冯玉祥暗中派遣自己的老部下鹿钟麟回到陕西，代理西北军总司令职务，开始策划反蒋活动。于是，鹿钟麟在路过北京时，再次联系自己的老朋友张璧，鼓动他加入反蒋行动。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也有此时的张璧“积极支持，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往返于晋军阎锡山、桂军李宗仁、东北军张学良之间，秘密联络、反复谈判，传递信息、促其联合，后曾作为冯玉祥特使，长驻东北军张学良部”。

1930年3月15日，冯系将领鹿钟麟等人，联合晋军将领商震等人，一共57名青年将领联名通电反蒋。要求蒋介石下野，拥护阎锡山、冯玉祥为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之职。

4月，不愿继续接受打击和压制的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部队，再次倒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阎锡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则保持沉默，暂时持中立态度。史称中原大战由此开始。

蒋介石则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个路军，分别集结于禹城、徐州、砀山、宿县、漯河、武汉、萍乡、衡阳、广州等地，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部队主力决战。

5月5日，冯玉祥同时接见了张璧、周煜坤、吴瑞芝、熊斌四人的来访。这四人因何来访、冯和四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冯玉祥完全没有任何记录。当天的工作日程记录了冯玉祥接见的人员多达六、七十人！张璧、周煜坤、吴瑞芝、熊斌四人的身份，颇为有趣。张璧和周煜坤是早期的陆军中将和少将、吴瑞芝则是巩县兵工厂的技术监督、熊斌则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璧上次来拜访冯玉祥是1925年12月8日，距离这次间隔了近五年，这期间可能是由于张璧出任“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缘故。不过这几年中，鹿钟麟、冯治安、商震、张自忠、石友三等张璧的好友，到经常与他见面，或叙述友情，或通报西北军的情况。

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蒋介石、李石曾和徐源泉等人的多次劝诱下，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通电出兵，率部入关参战。张学良的突然出兵，使大战的南北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打破，蒋介石大获全胜。冯玉祥于10月23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也于11月4日宣布辞职。他们交出军队，听候蒋介石编遣。实际上蒋收编阎、冯二人的军队，由张学良完成。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中描述：“由于张学良于大战中途倒戈拥蒋，使阎、冯大败。张璧原受冯玉祥重托任冯驻东北军特使。张学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蒋，不想突然倒戈攻冯，使冯部惨败。张璧觉得有负老友冯玉祥之重托，更恨东北军趁机抢占地盘。” 从此时以后，反蒋和反张成了张璧这一段时间内的人生目标。于是，他想到了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和青帮组织、建立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势力，实现反蒋反张。这时，他首先开始加紧在北平、天津的活动，谋划想发动一场以赶走东北军张学良为目的的“天津起义”。

1930年10月，在张学良和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特别推荐下，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兼公署警察局局长。

因为张璧参与了冯玉祥的反蒋活动，而张学良的入关直接导致了冯玉祥的大败，因此也客观上造成了张璧和张学良之间的不和。进而他和张学铭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地微妙和紧张。双方都是十分戒备。同样也因为反蒋反张而下野的冯系将领石友三，此时也住在天津，候机而动。当时，石友三甚至还遭到了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的通缉，一直到1936年1月1日，石友三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时才被解除通缉。

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使当时张璧和石友三交往密切，石友三出资给张璧在天津的日租界秋山街岗辰住宅提供了临时住处，当时的日租界有许多中国人租住在那里。此时，秋山街岗辰住宅成了张璧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开始联系各种反蒋反张的势力、并建立自己在这两地的青帮组织和势力范围的地点。

关于“天津事件”与张璧的关系问题，请见本书《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一章。

这个时期张璧的活动曾经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密报给国防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卷宗787-5209号档案就是个证据。这份密报称张璧“专侦察我方军情而图捣乱天津”。该密报的制作人出自国防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密报时间是1931年前后。

在青帮中属于“大”字辈的张璧，在天津也成了老大。不要说他的陆军中将和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资历，也不要说他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早期党员的资历，就是他在天津乃至于当时整个华北地区青帮中的辈份，其资历和地位也已经成了最高。当时，只有奉天的祖宪廷、山东的高士奎、北平的魏大可、河南的袁克文、上海的刘登阶等少数几人，才可以和他属于同一个辈份。当年，张璧在奉天，充分地利用了青帮组织，建立他的“光复军”，积极策应武昌革命。

在天津当地，和张璧属于同一辈份的只有厉大森、吴鹏举、张英华几个人。

关于青帮的辈份，来源于一个叫金纯的出家僧人。他使用了据说是达摩老祖定下的四十八字作为辈份用字。他的法名“清源”，使他成为“清”字辈第一人。接下来是罗清、陈瀛二人。他们的法号是“静清”、“静海”。他们二人同属于“静”字辈。第三代陆飞、赵大官二人。他们的法号是“道行”、“道元”。他们二人同属“道”字辈。为纪念前三代祖师，第四代翁岩、钱坚、潘清三人规定：前三字“清”、“静”、“道”，后代不得使用。

从第四代开始，具体辈分排列为：

 

前廿四代依序为：

德、文、成、佛、法、仁、伦、

智、慧、本、来、自、信、元、

明、兴、理、大、通、悟、觉。

后廿四代为：

万、象、皈、依、戒、律、传、宝、

化、渡、心、回、临、持、广、泰、

普、门、开、放、光、照、乾、坤。

续廿四代为：

绪、结、昆、计、山、芮、克、勤、

宣、华、转、忱、庆、兆、报、魁、

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张璧属于前廿四代“大”字辈。

本来，天津地区的青帮远不如上海和东北等地活跃。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入天津。他手下的军警督察处处长、陆军中将厉大森，曾是山东青帮“大”字辈老大。由此而来，厉大森开始在天津广收门徒，从此青帮在天津便日益活跃起来。而厉大森曾经是张璧的好友之一。无论过去在山东和在奉天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时代，他们相似的经历、相同的身份和辈份，使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张璧已经是母亲、哥哥、妹妹、侄儿、侄女一大家人全都到了北京定居，沉重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当时住在北京南城的樱桃斜街39号。那时居住在那里的人多为贫穷之户，以至于当时的北京有“穷南城，富北城”的说法。

由于张璧家人口较多，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曾经发生过无法支付其樱桃斜街39号家中的电话费这一真实经历，以至于被当时的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发文调查处理。见如下：

 

这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张璧的经济状况。一个从没有过任何欺压百姓、收取保护费经历的辛亥革命元老、民国陆军中将和青帮老大的张璧，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好友魏子丹借钱维持生活。而在保存至今的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对于魏子丹记载如下：

 

与张璧关系最密。五年前张不得已时，魏君曾努力对朋友，确有侠肝义胆。

 

又说：

 

魏子丹对张之为人，颇依重。张不得已时，有供给之义务，乃张平生唯一之至友。

 

这期间，张璧的老同学商震也无私地给于了在苏州胡同为其租用房屋的帮助。

而后，时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好友张自忠，听闻张璧家人口众多而无钱租房时，更是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亲自用他当市长的薪水，在旧北平市花了三万大洋，于东四附近的东堂子胡同25号买了一套五进院落的四合院，送给张璧家人住。这才最终解决了张璧一大家人在北平的居住问题。

当时，由于张家在京人口众多，曾由张璧的堂弟张炳雯负责管理家务。1934年初，张炳雯之女张婉儒，在14岁时也随母亲来到北京，先在樱桃斜街39号住，后有了东堂子胡同25号，就和父母一起搬来与张璧夫妇同住。从这时起，张婉儒开始陪伴张璧夫人刘氏，直到她自己出嫁为止。

当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城后，此时，张自忠就躲避在他送张璧的东堂子25号四合院内。

如今，关于张自忠如何逃离北平至少有三种观点：美国牧师富开森掩护说、深夜骑自行车脱离说、和化装出殡说。由于当时他住在张璧那里，所以无论哪一说，都离不开张璧的支持。

张自忠逃出北平后，日本特务松井太久郎获悉此消息恼羞成怒，曾派手下将张璧抓起来，亲自审问并施以酷刑。此事发生在张婉儒18岁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笔者采访了张婉儒的女儿王淑敏，她将她母亲所述整理成材料如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被日本特务监视着，没有行动自由。当时，张自忠就住在张璧家里。有时见他把整箱的啤酒放在院子里喝，边喝边哭，心情很苦闷。后来，张璧终于找到机会，掩护张自忠离开了北京，奔赴了抗日前线。张自忠逃走后，日本宪兵队抓捕了张璧，把家里的门窗都贴了封条……大约一星期，张璧被放了回来，见他的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都是黑紫色的。张璧说日本特务对他施用了电刑，还放狼狗咬他，谁知那狼狗却不听日本人指挥，就是不咬。气得日本人开枪把狼狗打死了，张璧因此躲过了一劫。张璧还托人把那只狗埋了，出狱后又去埋狗的地方祭奠……

 

 

另外，从抄自文革时期河北霸州大高各庄公安员记事中也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璧）因隐藏和协助张自忠逃出北京而被日本人抓去……

让我们再看看张自忠自己是如何对待这一艰难的时期的，他说：

 

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驻在各地，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骨碾成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的气味没有？

 

案：张自忠生于1891年，山东省临清县人。为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著名抗日英雄，1940年在与日军战斗中，不幸殉国，是二战中同盟国阵亡的最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孙维玉在《十万缀队送殡人》写到：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中，张自忠被认为是“主和派”的代表，其实委员长宋哲元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如秦德纯等的共识，都是与日本不可轻启战端，能拖则拖，而来自蒋介石的承诺也是“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张自忠）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被骂为“汉奸”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几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不会有人再认为张自忠是汉奸了。而在一个“汉奸”的骂名消失、一个“民族精神”的丰碑被树立起来的同时，我更关注的，却是有一个“人”死了。我虽然不能同意张自忠“求死”的行为，可是，看完了他的传后，我又想：这样备受煎熬的灵魂，被搅动得那样痛苦的良心，活着也是苦难，确实还是“求死”比较容易。鸦片是一种麻醉，死也是。

 

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由蒋介石南京政府任命的机构。

1936年，张璧由宋哲元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为了方便在北平的活动，张璧注册了类似俱乐部形式的“大义社”。大义社成立时的原始档案《北平市政府训令甲字第1012号》如下：

 

北平市政府训令甲字第1012号

令北平市社会局

案奉

冀察政务委员会训令内开：

据民人张璧、李达三等为提倡本国固有道德，拟组织大义社，缮具缘起及简章呈请核准立案等情到会，除批示呈及附件均悉该具呈人等所拟组织之。大义社目的正当，简章亦尚妥协，应准立案，仍仰分呈各该省市政府所属主管厅局登记。除分行外，合行批示知照，此批等因发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市政府查照，俟该发起人等分呈到府，即便令飭主管局登记并通行保护。

1936年5月1日

 

“大义社”租用地点在旧北平西城区丰盛胡同一个有着多间平房的前后两大院，这是张璧进行社交的场所，一些社会名流和高层国民党人士常在这里聚会，青帮弟子也在这里聚会。

陈志钧、张冀霞在《杜文敏革命生涯》一文中介绍：1936年夏天，张璧的侄子杜文敏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曾利用“大义社”的房子，组织同学们联欢。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也写到：张璧的妹妹张秀岩、侄儿张文松、杜文敏，侄女张洁清、张洁珣等在北京、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也多次利用“大义社”召开秘密会议，还利用“大义社”掩护过“魏先生”彭真。

《彭真年谱》中记载彭真)受刘少奇委派到北平指导工作。到北平后找到中国学院学生张文松接头，利用“大义社”作为联系、接头、住宿的据点……

白静明，年轻时曾被张璧安排在大义社负责接待等日常工作，后又在金鱼胡同一号“四存学会”做接待工作。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曾记载：“张总局局长为时代之需要，曾租金鱼胡同一号为俱乐部。但凡应酬军政朝野要人等，多出白（静明）氏为之”。

案：这里的白氏，即白静明。而白静明过去是东北直鲁联军褚玉璞的部下。1929年9月，褚玉璞部在山东被当地军阀刘珍年打散后，他来到了北平，投奔张璧，先在丰盛胡同的“大义社”，后在金鱼胡同的“四存学会”谋得这份工作。

笔者对白静明之子白洪瑛进行采访时，他说：

 

“大义社”在政协礼堂前面的胡同里。当时还是学生的中共秘密地下工作者张文松、张洁珣都在外面院子里住。其实，这里主要是聚会场所，院子很大，房间也很多。张自忠等高层国民党人士及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另外，大义社与安清道义总会无关，因我父亲白静明在大义社工作，同时也一直住在大义社。后来改租到金鱼胡同的一幢小楼，为“四存学会”……

 

上面所说的“大义社”和“安清道义总会”完全不是同一性质的机构。而有的文章将“安清道义总会”简称为“大义社”，显然是有误的。

文革期间，白静明老人因为在张璧的大义社工作过而受牵连，竟被非法关押在秦城监狱达八年之久。

 

张璧曾任“四存学会”名誉董事长。关于“四存学会”时的张璧。请见本书《四存学会和旧北平公用总局时代的张璧》一章。

1937年，张家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大哥张律生在当年4月1日被农业部任命为农事试验场场长，这改善了一些张家的经济拮据局面。有了薪酬后，张律生租住在中南海流水音。1940年3月，在流水音居住期间，张律生私人购买的供上下班使用的人力三轮车曾经被盗，他雇佣的车夫赵福为此曾向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报案，此案后来被侦破。被盗的车也被送回。

 

早期日本特务抓到青帮份子，一律处死。因为他们统治东北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人往往是民间反日的中坚力量和组织者。但是，随着日军入侵华北地区以后，他们逐渐改变了策略，变消灭青帮为利用青帮。

在天津，曾是张璧在辛亥革命时代的老友厉大森在日本间谍小日向白朗的策动下，出面组织了“普安协会”，并积极响应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华北五省自治”方案。

至1935年12月底，“普安协会”登记会员已达25000名，其中知名人士有：陆军中将

厉大森、李得路、戈梓良、高使轩、杨振东、毛雅卿、雷位庭、李泽生、王兆中、张爰亚、张亚馨等人。陆军少将胡国英、王小彭、刘怀西等人。其他人，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币制局总裁张英华、国务院秘书邢淋、国军大元帅府秘书胡紫绶、南京警察厅警察署长陈维卿、山东水上警察厅厅长孟汉臣等人。

该会下设立三会、四地方部。具体如下：

元老会：

人员有厉大森、李绍白、林树和、王约瑟、王克明、吴鹏举、吴弗田、杨嘉炳、张月笙。

参议会：

人员有白云生、陈友魁、陈鹤龄、郭有珍、范丽水、冯鹤亭、房王麟、董邵轩、戴连芳、恭瀛洲、刘沛亭、刘宝珍、李泽生、李得路、李万有、贾梦祥、任渭渔、穆东屏、陶景文、武汉卿、薛永泰、殷桐坡、阎静远、姚好成、张景山、张凤楼、张品三、郑燕侯。

总务会：

人员有张文钰、李明德、孙洁民、孙昆山、袁文会、张逊之。

名单中没有张璧的名字。

1936年5月6日，当他的老朋友、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在天津亲自出席欢送“普安协会”董事长、日本特务小日向白朗返回日本时，张璧还是没有出席。

身居天津和北京，而且是厉大森好友和同辈的张璧为什么没有参加“普安协会”？只有一个解释：张璧利用青帮的唯一目的就是反蒋反张，而非投靠日伪。其实，当时的青帮老大们把各种政治势力全看作是江湖势力，而他们则如走平衡木一般，以自己掌握青帮江湖组织的手法，继续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一旦有某一方胜出而打破了这一平衡，他们的圆通灵活的江湖本领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而当1942年3月天津成立“天津安清道义总会”时，他的老友厉大森再次出马，成了“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副会长。这时的张璧确已在北平主持他寄希望于教育为本的“四存学会”和“四存学校”了。

北平沦陷后，在1942年1月1日，由日本特务机关酝酿策划，成立了“华北安清道义总会”。1943年10月1日，筹备了快两年的“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正式成立，由青帮“大”字辈的魏大可担任首任会长。从此，青帮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青”和“清”了。

——而此时国民党部却下达两个委任状给张璧：

 

    1943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两天   

后，即11月11日，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又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

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这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张璧获得的两个国民

政府认可的秘密职务，他的一切工作将以策反日伪汉奸、支持国民政府和军

队为核心。两次委任指令传达人应是军统北平站站长张世五。

 

为此，1944年1月1日，年已近六十岁的张璧决定接手北京“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管理权，为实现抗日而开始执行对伪军的策反工作。于是，在青帮中具有威望的“大”字辈张璧，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见《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关于代理会长张壁就业启用钤记的呈文》原始档案，其中会长登记册和该会内部原始文件见如下：

 

曾经是身为京师警察厅总监和陆军中将的张璧，自从他的好友张自忠抗日战死后，张璧和日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变得一天比一天疏远了。而他又主动辞去了伪公用总局局长的职位，更表现出了他自己和日军不合作的态度。他领导的四存学会和华北安清道义北京分会的成员们开始做伪军的策反工作，这使他和“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四存学会”成为日本特务日益加以警惕的一只新生力量了。

1944年中旬，张璧和他的秘书梁以俅及一些朋友因从事地下反日工作嫌疑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队抓捕。张璧在狱中关押近三个月，受到了“灌辣椒水”等严酷的刑罚拷问，后由于证据不足保释出狱。这是当时日本宪兵队的一次大规模逮捕行动，目标是对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嫌疑人。

张璧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没有暴露任何他身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包括他的秘书、侄子和侄女们。当然，他知道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没有暴露。

郝平在《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张洁珣》一文中对此事也有叙述：

 

1944年4月，张洁珣的二叔张璧和她的男朋友地下党员郝贻谋都被日寇逮捕了，她和张文松、黄甘英因情况不明，连夜坐火车离开北京，躲到济南市的本家九叔家里。一个多月后，张洁珣独自一人回北京了解情况，她化装成富家大小姐的模样，不慌不忙地应对进出火车的检查。张璧和郝贻谋二人虽受日本宪兵队重刑，但都没有吐露任何中共党的信息，所以张洁珣3人又回到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

 

此时，张家还发生了一件特别不幸的事情，张占一在《张璧经历概要》中述：

 

当时，张璧的大哥张律生闻讯张璧被日本宪兵队拘捕，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德国医院。张璧被释放的那天，回到家中，听说大哥病重住院，立即赶往医院看望。当张璧快步走到病床前叫了一声：“大哥”时，张律生忽见张璧，由于情绪激动却猝然去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张璧决定改变华北安清道义北京分会的宗旨和性质。这便出现了新的提案：他在《“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申请改组为“中华安青道会”缘由、经过的呈文》一文中提出：

 

璧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军委会电令委为华北军事特派员。复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胜诗“字第6444号令”委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各等因，璧于奉令后当即从事策反工作，以四存学会为掩护。后经敌伪宪兵队发觉，牵捕多人，多属四存学会会员，偁遭刑拷，终经释放际，其时以工作方法必须改易，证之四存学会，清标独具，所有会员全系高尚之士，与敌日毫无联络。于工作上不适运用，转以接办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因其道友众多，且可将四存学会加入于策反工作，多所裨补，间复于言语时可对道友灌输道义。举凡国家、思想、民族、精神、伦常、道德等，于无形中发扬之，以增加各个人之爱国心，并地方各队团领袖，多有安清道友，以利军事工作，爰是集合干部，在华北安清道义总会之掩护下，积极推进改革策反工作，当经分别随时随地呈报有案，今幸获得胜利。奉何总司令命令，各地策反工作结束遵即停止。 

   

 

这一原始文件，作为证据，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张璧的“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行为是受国民政府当时的军委会和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的“字第6444号令”特别指令而来，并非他个人的“投敌叛国活动”，这使日后国民政府无法以“汉奸嫌疑”的罪名给他定罪。因为以他的资历和声望，远在魏大可之上，会长的职位他想当的话早就可以当了，为何拖延到1944年才接任？原因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上述两个秘密工作的任命，为便于开展地下抗日活动才接手该会的。

张占一在《回忆张洁珣的证词》中也写到：

 

2012年3月间，我为张璧书写《经历概要》期间，张洁珣从北京打电话给我提供材料，其中谈到她曾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将领蒋鼎文给张璧的地下工作者的委任状。到2012年7月底，我去北京时，杜璇约了张洁珣、宣祥鎏、张润辉和我到她家（通州寓所）一聚。张洁珣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提起她亲眼看到过蒋鼎文给张璧的地下工作者委任状。当年，张洁珣被党组织派回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注意到她二叔张璧的有关情况，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材料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晋察冀边区曾派人争取张璧合作，并邀张璧参加有关参政会议。作为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蒋鼎文同样可以与张璧合作。

 

张璧在新的提案提出后，又说到：

 

璧以安清道义儒家五伦、墨子兼爱为宗，以互助互爱、和平忠厚为旨，与我三民主义及蒋委员长所倡导于民众者，若合符节。当兹建设开始，安清道友遍于各阶层中。如将道友普遍团结以正义，对于建设前途当收无形之助。是以管窥所及，草拟章则，将前组织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改组中华安青道会，以利社会。

 

虽然曾经有过辉煌的辛亥革命经历，也提出了很多超前的、进步的、民主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些良好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背景并没有使他走上红色革命；尽管他已经参加了抗日活动，但抗战胜利后，他提出的是“将前组织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改组中华安青道会，以利社会”之说，这是我们感到无限惋惜的。作为一个旧军人和辛亥革命的元老，他的思想意识只能如此了。所以他才特别强调了这一组织的“儒家五伦、墨子兼爱为宗，以互助互爱、和平忠厚为旨”的本质特点。

顺便说一句，按照当时青帮的习惯，张璧不可能不收弟子和义子。根据笔者的调查：张璧也的确曾收过一些人为弟子和义子。比如，张璧曾将青帮“通”字辈弟子张学清，收为义子，还有刘绍臣等弟子也是。当然，由于张璧酷爱京剧，他在京剧艺术界的义子李少春更是尽人皆知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