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宣队来了以后，不仅把学校改成军事编制，比如不是系、教研室，而是营、连、排、班等，还有一些基本的军事化管理，起床号、集合号、组织军训等。青年教师和学生踢踢正步也就算了，想象不出老教授们个个花白的脑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跟年轻人站成一排踢正步是什么样子。有一位胡教授，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总穿着四兜蓝制服，年纪大了，腰挺不了太直。平时走路好好的，一踢正步就一顺，齐刷刷左左右右。老爷子自己不觉察，后面的人却都笑弯了腰，没法接着走。这也算是大家当时枯燥生活的一点苦中作乐吧。






   “拉练”本来是野战部队训练的基本科目，后来最高指示说，“这样训练好”, 就被扩大到全民大练兵了。为了加大难度，体现“一不怕苦， 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特意选在冰寒地冻的冬天。



    我妈记得当时背着背包，日升而走，日落而息。知道从哪来，不知道到哪去；知道何时出发的，不知道要再走几天。后来回忆，走了差不多两个礼拜。走得是浑浑噩噩，不知阴晴，一片麻木。走，训练，是表面目的；把思想、意识、疑问都模糊掉，只有顺从，是深层目的。也有人管后勤，到了打尖的时候就埋锅做饭。上厕所对女同志是个难题，只好尽量憋着，一天最多两次。看见路边有老乡家的护田人的就赶紧借用一下，常与猪狗共享。当时也没有御寒的好鞋，鞋里进了雨水、雪水，天冷，跟汗水、袜子冻在一起，很多脚上人长了冻疮。我妈就连脸上也长了冻疮。年轻有资本就是好，我小时候是个芦柴棒并没有影响我如今长成个结实的胖子；我妈脸上的冻疮没有经过任何药或护肤品涂抹，慢慢好了以后，还是天生丽质掩不住。

 还有不可理解的是，军宣队要求普通老百姓象部队新兵一样，动不动就集合，还得打背包。晚上看电影，属于上“政治教育课”，必须出席，也得背着。所以就出现了一家子看露天电影，前面抱着孩子，后面背着战备背包这样可笑的情景。老百姓的棉被叠不成豆腐块，天天不知集合号什么时候响，手脚忙乱更打不好。好不容易弄好了，没事老得背着东走西走，太沉也不行。后来我妈找了条轻薄的毯子，打好了，放那，号一响，背起来就走，总算没有那么精神紧张，影响日常生活了。

过了不久，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社会大环境趋于稳定了。1972年军宣队开始陆续撤回，学校逐渐恢复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