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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事艰难,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对歌伎舞女爱国与否,总是特别感兴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的名句既可征引来谴责统治阶级不知痛痒,酣戏歌舞,却也可以之谴责歌伎舞女毫无爱国之心。问题在于,即便歌伎舞女爱国,又如何报效?
1933年元旦前后,上海"新世界"举办了"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其重头戏就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请各界激励名花爱国,予名花以报国的机会"。如此说来,舞女"爱国不敢后人",却是报国无门,只能以伴舞所得救济东北难民或义勇军;而舞客"通宵开舞",也就是爱国的表现了。
此时,淞沪停战协定已签署,上海的社会生活恢复常态,娱乐业仍在急剧的发展之中。然而牵动人心的,仍有坚持抵抗的东北义勇军和大量流落关内的东北难民。于是,社会各界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捐助义勇军和东北难民的活动。影响较大的,就是沪市商会、总工会、会计师工会、律师工会联合发起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大会会长王晓籁,副会长由社会名流和帮派人物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张啸林等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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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艰难,一切娱乐活动遂以"救国"之名进行;虽然常常遭致"娱乐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娱乐"之讥,然娱乐场所即便停业也救不了国。"新世界"试图利用元旦这个演出旺季,在"救国"与"娱乐"之间寻求连接点。
游艺会上也出现了左翼剧人的身影,春秋剧社的前身是跑江湖的"集美歌舞剧社",成员有舒绣文、魏鹤龄等。"集美"曾以《名优之死》(田汉作)一剧享誉平津,不过,从社名即可看出,舒绣文等人还表演歌舞。一说该社名为"集美歌舞团",主要表演黎锦晖创编的"肉感歌舞",兼演话剧以资号召。
然演至杭州,正值"一二八",《名优之死》以及歌舞节目与激昂的社会心理相差甚远,"集美"陷入了经济危机,濒临解体。田汉的弟弟田洪及刘保罗乘机帮助他们改组为"五月花",演出抗日戏,然军警亦尾随而止,逮捕了刘保罗等人。于是,仍愿意追随"剧联"的剧人来到上海,又增添了新人,组建了春秋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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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增添的新人之中,还有一位曾以表演"香艳肉感的歌舞"为生的演员洪逗。她曾就读于青岛文德中学,教会学校的"那种机械的生活,我可过得够受了!"她回到上海踏进了社会,居然大胆地跳上了舞台,在"新世界"表演歌舞,"觉得走走江湖倒还够味。"
然而,不久即是"一二八","在炮声、飞机声、难民的呼号声,和满街的战报声里,把我幻梦全都惊破了,在那时候我开始觉到香艳肉感的歌舞,不是我们应做的了,那只是麻醉民众意志的毒汁"。"我们应该把艺术做宣传和唤醒民众的武器!"。舒绣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称作"商女"吧?然在"红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她们一跃而成左翼剧人。
不过,在"新世界"举行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中,话剧演出并不像杨邨人所说的那样,"占了最重要的成分"。我们有广告为证: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无须上班,翻翻《申报》看看可作何种消遣,他会发现上幅广告。首先扑入眼帘的,自然是"花国舞后"、"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觉得太过荒唐,也就随手翻了过去;如果他是个舞迷,恐怕就跃跃欲试了,晚上可以来个通宵舞!
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才会在广告的左上角,大字的"电影明星"、"啼笑因缘"下,在"今日游艺节目一览"中发现: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厅"演出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春秋"的剧目是《乱钟》。它们的位置在京剧之后、"杂耍"之前--话剧在此幅广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的位置。话剧与跳舞"选后"、文明戏《啼笑因缘》、京剧、苏滩等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却皆冠以"救国"之名而被生硬地塞进了同一个演出场所。此间的话剧恐怕难有跳舞选后等等的号召力。
然而,“救国”却是整个社会的“超我”,左翼试图用它来打压都市欲望和娱乐;后者亦有对策:以“救国”为衣冠白昼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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