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鑑學派: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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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學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紀初的史學危機。當時史學主流[[實証史學]]的方法論受到質疑與挑戰,其領域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史,也過於狹窄<ref name="姚">{{cite book |author=姚蒙|editor=何兆武、陳啟能|title=《當代西方史學理論》| pages=487-549|chapter=(法國年鑑學派)|publisher=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ocation=北京|year=1996|isbn=750041935X|language=簡體中文}}</ref>{{rp|487-489}}。[[一戰]]之後,法國收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重點建設當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游離於實証史學傳統的學術體制以外,有空間讓新史學成長,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對傳統史學的反思逐漸成熟,開展多學科的合作,與地理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常交流討論,定期舉行報告會。1928年布洛克提出創辦雜誌,翌年1月15日,《[[經濟社會史年鑑]]》正式問世。學報一反傳統史學只重視政治、軍事、外交和大人物的傾向,轉而著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並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術局限。《經濟社會史年鑑》是史學期刊,卻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其編委會中有10人,主編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編委8人除4個是歷史學家外,還有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各1人,具備了跨學科研究的陣容和力量。《經濟社會史年鑑》迅速成為新史學的代表<ref name="姚"/>{{rp|495-496}},使新史學擁有自己的陣地,此後年鑑學派以不斷問世的論文和著作贏得了名聲。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刊標誌著年鑑學派成立,[[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則被視作年鑑學派的始創人<ref name="姚"/>{{rp|493-494、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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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先驅,分別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呂西安·費弗爾尤其注重地理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曾發表《飛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lang|fr|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地理環境和人類進化》(''{{lang|fr|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描述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的緊密關係,但他更注意的是「人類地理學」,即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行為又將如何參與地理改造。後來呂西安·費弗爾受了貝爾的影響,強調歷史學必須全面兼顧,批評舊式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還撰文 |
年鑑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先驅,分別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呂西安·費弗爾尤其注重地理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曾發表《飛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lang|fr|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地理環境和人類進化》(''{{lang|fr|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描述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的緊密關係,但他更注意的是「人類地理學」,即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行為又將如何參與地理改造。後來呂西安·費弗爾受了貝爾的影響,強調歷史學必須全面兼顧,批評舊式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還撰文(為新史學而戰)(Combats pour l'histoire),確立新一代的史學必須是「科學的、綜合的、比較的、全面的」,他晚年將重心轉向思想史,從經濟蜕變中觀察教會制度史,在《馬丁路德的命運》(''{{lang|fr|Un Destin. Martin Luther}}'')的著作中,就力圖把[[馬丁路德]]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藉此解釋[[新教]]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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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先驅布洛克比呂西安·費弗爾更致力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他相當欣賞[[涂爾幹]]的社會學,甚至將其視為史學研究的工具,在《法國鄉村史》(''{{lang|fr|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中就深入探討了中世紀法國農民和農奴的生活狀況、土地型態、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圖把各種歷史事件貫串起來,以揭示法國農業的歷史轉變。他的另一巨作《封建社會》(''{{lang|fr|La société féodale}}'')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封建社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環境」,封建社會的統治與依附、富貴與貧窮皆具有緊密的聯繫。 |
另一位先驅布洛克比呂西安·費弗爾更致力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他相當欣賞[[涂爾幹]]的社會學,甚至將其視為史學研究的工具,在《法國鄉村史》(''{{lang|fr|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中就深入探討了中世紀法國農民和農奴的生活狀況、土地型態、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圖把各種歷史事件貫串起來,以揭示法國農業的歷史轉變。他的另一巨作《封建社會》(''{{lang|fr|La société féodale}}'')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封建社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環境」,封建社會的統治與依附、富貴與貧窮皆具有緊密的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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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學派到了第三代時發展已經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員承接布勞岱爾的路線,[[勒華拉杜里]]({{lang|fr|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的《[[蒙大猶]]》(''{{lang|fr|Montaillou}}'')是對社會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圖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勞岱爾和其他年鑑學派的前輩去探討大範圍的歷史,反而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主題,這種從沙見世界的思維,後來被稱作「[[微觀歷史]]」({{lang|fr|microhistoire}}),此種歷史雖蔚為風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國歷史家彼得‧柏克 |
年鑑學派到了第三代時發展已經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員承接布勞岱爾的路線,[[勒華拉杜里]]({{lang|fr|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的《[[蒙大猶]]》(''{{lang|fr|Montaillou}}'')是對社會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圖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勞岱爾和其他年鑑學派的前輩去探討大範圍的歷史,反而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主題,這種從沙見世界的思維,後來被稱作「[[微觀歷史]]」({{lang|fr|microhistoire}}),此種歷史雖蔚為風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國歷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就毫不客氣的提出疑問,表示他不明白蒙大猶這個小山村能代表哪個較大的單位,在他看來《蒙大猶》一部分的成功是搭上了地域意識(regionalism)的浪潮。不過,這並不足以否定勒華拉杜里,因為他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巧妙的利用樹幹的年輪中尋找氣候的變遷資料,重建了葡萄收成情況並依此寫出《朗格多克的農民》(''{{lang|fr|Les paysans du Languedoc}}''),此書的特色除了跨越兩百年的長時段以外,還參考了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結合是第三代的年鑑學派的特色,其中最傑出的莫過於[[勒高夫]],他發表《煉獄的誕生》(''{{lang|fr|La naissance du purgatoire}}''),探討人們對死後世界呈現的變遷史,勒高夫相信煉獄觀念的興起是構成封建基督教轉化原因,另外他也發表關於心態史的專書《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lang|fr|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des ambiguïtés}}''),指出心態史的集體特徵,即一種歷史心態的產生是一個同時代的人所共有的,而非個體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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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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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Dosse. ''Th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François Dosse. ''Th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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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e Hunt and Jacques Revel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The New Press. 1994. |
*Lynne Hunt and Jacques Revel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The New Press. 1994.(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many pieces from the Annales--the long introduction is excellent, and contains many good 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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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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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
*王晴佳,(西方史學的現狀和未來),《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出版,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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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 G.Iggers著 /何兆武 |
*Georg G.Iggers著 /何兆武譯,(法國:年鑑派),《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山東大學出版,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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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urke |
*Peter Burke著 /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臺北:麥田出版,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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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 |
*汪榮祖,(布岱爾與法國安娜學派),《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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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8日 (三) 12:26的版本
年鑑學派(英語:Annales School)是一個史學流派,得名自法國學術刊《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刊物在1946年改名《經濟、社會與文化年鑑》(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94年又改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鑑》(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年鑑學派以採取社會科學的歷史觀著稱。
年鑑學派為1929年由當時任教於斯特拉斯堡大學的馬克·布洛赫與費夫爾創始。他們結合了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學。他們依循社會科學的歷史觀,但又不像大多同時期的史家般過度強調。這樣的態度使得年鑑學派較強調一段長時期的歷史架構,看重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衍伸出心態史的研究。此種態度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為布勞岱爾──此學派最出名的學者──之《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鑑學派的繼承學者,如具有代表性的埃瑪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與勒高夫,轉而強調以文化史、經濟史的觀點研究歷史。
形成
年鑑學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紀初的史學危機。當時史學主流實証史學的方法論受到質疑與挑戰,其領域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史,也過於狹窄[1]:487-489。一戰之後,法國收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重點建設當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游離於實証史學傳統的學術體制以外,有空間讓新史學成長,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對傳統史學的反思逐漸成熟,開展多學科的合作,與地理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常交流討論,定期舉行報告會。1928年布洛克提出創辦雜誌,翌年1月15日,《經濟社會史年鑑》正式問世。學報一反傳統史學只重視政治、軍事、外交和大人物的傾向,轉而著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並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術局限。《經濟社會史年鑑》是史學期刊,卻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其編委會中有10人,主編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編委8人除4個是歷史學家外,還有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各1人,具備了跨學科研究的陣容和力量。《經濟社會史年鑑》迅速成為新史學的代表[1]:495-496,使新史學擁有自己的陣地,此後年鑑學派以不斷問世的論文和著作贏得了名聲。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刊標誌著年鑑學派成立,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則被視作年鑑學派的始創人[1]:493-494、497。
第一代
年鑑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先驅,分別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呂西安·費弗爾尤其注重地理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曾發表《飛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地理環境和人類進化》(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描述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的緊密關係,但他更注意的是「人類地理學」,即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行為又將如何參與地理改造。後來呂西安·費弗爾受了貝爾的影響,強調歷史學必須全面兼顧,批評舊式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還撰文(為新史學而戰)(Combats pour l'histoire),確立新一代的史學必須是「科學的、綜合的、比較的、全面的」,他晚年將重心轉向思想史,從經濟蜕變中觀察教會制度史,在《馬丁路德的命運》(Un Destin. Martin Luther)的著作中,就力圖把馬丁路德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藉此解釋新教的影響。
另一位先驅布洛克比呂西安·費弗爾更致力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他相當欣賞涂爾幹的社會學,甚至將其視為史學研究的工具,在《法國鄉村史》(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中就深入探討了中世紀法國農民和農奴的生活狀況、土地型態、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圖把各種歷史事件貫串起來,以揭示法國農業的歷史轉變。他的另一巨作《封建社會》(La société féodale)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封建社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環境」,封建社會的統治與依附、富貴與貧窮皆具有緊密的聯繫。
第二代
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布勞岱爾,他21歲大學畢業後就到了北非阿爾及利亞執教,因長年居住在北非,截然不同的環境開拓了他治史的視野,也許是從北非眺望地中海與身在歐洲的看到的地中海有不同的感受,他開始著手菲利浦時代的地中海沿岸歷史,1937年布勞岱爾在返法的船上與費夫賀巧遇,受了費夫賀的影響,他開始寫作有關地中海的書,1949年出版了《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得到了熱烈的迴響,全書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跟老師費夫賀一樣,布勞岱爾以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性格表示地理環境對人文的深遠作用。第二部分討論社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爾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亦即所謂的「總體歷史」法語:(histoire totale)。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敘述。三個部分所代表的歷史時間皆不同,第三部分敘述的政治事件呈現的時間很短暫,第二部分涉及經濟活動,影響的歷史時間較長,而第一層中地理因素影響歷史的的因素最長。在此之前很少有歷史家重視歷史的空間,而布勞岱爾強調「長時間」的重要性,首開風氣。
費夫賀一直期望布勞岱爾能寫一部關於物質文明的書,布勞岱爾花了近二十五年才完成這部三冊的巨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冊分述各種數據、食物、住宅等,第二冊則是從結構視野談各類商人、貿易工具及歐洲以外的市場經濟,第三冊穿越時空討論各國各時期的經濟,資本主義興起對歐洲的衝擊等。布勞岱爾將日常生活視為經濟底層,中層是較有計畫、體系的「經濟生活」(vie économique),最上層是資本主義機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也有異於馬克思,只談論貿易與流通,不論勞動與生產。全書橫貫四百年,是繼《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之後另一部「長時段」的歷史。
第三代
年鑑學派到了第三代時發展已經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員承接布勞岱爾的路線,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的《蒙大猶》(Montaillou)是對社會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圖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勞岱爾和其他年鑑學派的前輩去探討大範圍的歷史,反而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主題,這種從沙見世界的思維,後來被稱作「微觀歷史」(microhistoire),此種歷史雖蔚為風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國歷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就毫不客氣的提出疑問,表示他不明白蒙大猶這個小山村能代表哪個較大的單位,在他看來《蒙大猶》一部分的成功是搭上了地域意識(regionalism)的浪潮。不過,這並不足以否定勒華拉杜里,因為他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巧妙的利用樹幹的年輪中尋找氣候的變遷資料,重建了葡萄收成情況並依此寫出《朗格多克的農民》(Les paysans du Languedoc),此書的特色除了跨越兩百年的長時段以外,還參考了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結合是第三代的年鑑學派的特色,其中最傑出的莫過於勒高夫,他發表《煉獄的誕生》(La naissance du purgatoire),探討人們對死後世界呈現的變遷史,勒高夫相信煉獄觀念的興起是構成封建基督教轉化原因,另外他也發表關於心態史的專書《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des ambiguïtés),指出心態史的集體特徵,即一種歷史心態的產生是一個同時代的人所共有的,而非個體的內容。
第四代
經過了一甲子的時間,年鑑學派的第四代已經出現了,他們是雷凡爾(Jacques Revel)、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布基耶爾(André Burguière),新生代的年鑑學派史家有回流反撲的趨勢,一方面他們繼承年鑑學派的傳統「跨學科式的歷史研究」,一方面也大膽挑戰第一、二代年鑑學派所樹立的典範,研究範圍逐漸從經濟與社會史轉向心態史,成為新文化史的開端。
主張
年鑑學派不單純是學派,而是法國史學界一場追求創新、改進歷史解釋的運動,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術局限,通過與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聯合,打破傳統史學模式[1]:487、496。年鑑學派認為:「歷史學是關於人的科學,是關於人類過去的科學。」劃清史學與歷史哲學的界線,使史學向科學靠攏[2]:40-41。年鑑學派提倡「整體的歷史」,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且跨學科的研究,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納入歷史學中的概念,為歷史研究開了一扇窗,從此歷史學家的研究範疇由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史、文化史。
譯名
年鑑學派緣起於1929年由費夫爾(Lucien Febvre)與布洛赫(Marc Bloch)所發行的《社會經濟史學報》(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他們承接貝爾(Henri Berr)的《歷史社會雜誌》與涂爾幹的《社會學報》,而「年鑑式」的史學寫作即為此類的學者所不屑,因此若將Annales直譯作年鑑,豈不諷刺至極,所以歷史家汪榮祖認為不妨以音譯作「安娜學派」。
注釋
- ^ 1.0 1.1 1.2 1.3 姚蒙. (法國年鑑學派). 何兆武、陳啟能 (编). 《當代西方史學理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487–549. ISBN 750041935X (簡體中文).
- ^ 姚蒙. 《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8. ISBN 9789573206606 (繁體中文).
延伸閱讀
-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rançois Dosse. Th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Lynne Hunt and Jacques Revel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The New Press. 1994.(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many pieces from the Annales--the long introduction is excellent, and contains many good references)。
參考文獻
- 王晴佳,(西方史學的現狀和未來),《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出版,2004)。
- Georg G.Iggers著 /何兆武譯,(法國:年鑑派),《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山東大學出版,2006)。
- Peter Burke著 /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臺北:麥田出版,1997)。
- 汪榮祖,(布岱爾與法國安娜學派),《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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