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縱即逝的《星火》雜誌:1960年中國學生對大饑荒的憤怒呼喊
天水市東南郊有一條商店街,它有個不搭調的浪漫名字,名為「馬跑泉」,也叫「馬刨泉」。二十世紀中葉,一場激烈的鬥爭在馬跑泉上演,那是一場共產黨建政初期的極權統治鬥爭。當那場鬥爭於一九五○年代發動時,天水卻仍停留在歷史中,黃土高坡上溪水潺潺,點綴在溪邊田野的神龕有的供奉神仙,有的供奉本地名門望族的祖先——好一幅田野、農民、廟宇與傳統並茂,千百年不變的中國風情畫。
▌本文為《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2024)書摘
但事實是,地方社會正慘遭撕裂。毛澤東的暴力革命褻瀆、荒廢了廟宇。原本農民還能擁有小片土地,但現在所有土地盡皆收歸國有。明眼人一望可知,出現在天水的新建築無非昭示當局為所欲為的大權罷了。
其中一棟是地方黨部辦公室,負責將北京的命令分發到村裡。另一棟是拖拉機車棚,這是黨要將農村生活現代化的第一項保證。馬跑村只有一輛拖拉機,農民得共享。在過去,宗教生活是天水人生活的核心,但如今科學成了新的神祇,而科學與它的守護者共產黨成了天水人的中心。
張春元是這輛拖拉機的管理人。張春元是韓戰退伍老兵,負傷後接受修護、駕駛軍車的訓練。在天水這類窮鄉僻壤,懂得維修車輛的人寥寥無幾,地方領導慶幸能有他這號人物相助,要他負責監管這輛拖拉機。張春元不僅負責養護維修,還得替地方農民駕駛這輛拖拉機,因為沒有人會開它。
但張春元的技巧掩不住他是社會棄民的事實。他曾是立功授勳的軍人,曾是大學生,這些資歷似乎無懈可擊。但他所以來到馬跑泉,是因為他曾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與另外四十位蘭州大學師生一起被下放到這裡。他們都因響應黨的號召,針對他們認為可以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批判而獲罪。好幾百萬人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捕、坐監,遭到折磨與流放。
就在一九五九年春暖花開時節,張春元等人被下放到天水勞動。師生分為兩組,一組送往更偏西的武山縣,張春元與其他二十幾人分到了馬跑泉,幹著種田或照顧羊群的活。一九五九年大饑荒爆發時,張春元等人親歷當時種種慘狀。他們仗著年輕力壯,還能禁得起挨餓,但目睹老弱與幼兒緩緩死去。
同時也因為中國人敬愛讀書人,師生們得以倖免大饑荒最毒的侵害。甚至在饑荒壓境的情況下,地方幹部也知道這群年輕人的知識遠超在地民眾,有人於是建議辦個「開放大學」,利用這些下放青年教地方農民認字。就這樣,這群年輕人得以免除苦役,能在拖拉機車棚邊的黨辦公室準備教材。他們有了難得機會,可以讀到全國性報紙,可以追蹤那一件件夢魘似的災難事件,看著它們帶來大饑荒,看著它們一路走向毀滅。
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們讀到有關河南農作收成破紀錄等等奇蹟般的報導,知道這根本是憑空捏造。其中一位學生譚蟬雪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糧食產量吹上了天,可百姓的肚子卻餓成扁的,農民生活在一個荒涼饑餓的世界。樹皮扒光了,野菜也挖淨了。」
很快地,學生們開始見證人吃人的慘劇。在上山找完野菜根的下山途中,譚蟬雪與她的同學看到一群人圍著一名男子,這名男子正在賣肉包,這簡直是奇蹟!「第二天,我聽說有人在包子裡發現一片指甲。我的心顫抖。我的天!」
有一名老人失蹤了,人們後來在地庫中找到他大卸八塊、掛在肉鈎上的遺骸。譚蟬雪發現,有三種人可以存活:一種是官員,可以用權力取得食物;一種是能偷能搶的聰明人;還有一種是往西逃進新疆綠洲的人,那裡地處中國與突厥民族邊陲,還有穀物與水果。
張春元思考著許多這類議題。譚蟬雪與他談到她住的那一家人那位老農婦的事。一天夜裡,老農婦餓得哭醒,問農民究竟犯了什麼錯。他們過去支持共產黨革命,但現在共產黨要餓死他們。為什麼?
譚蟬雪問張春元,他們應該怎麼做。張說他們不能不採取行動。就算是經過層層關卡、傳到這處偏鄉小鎮的報導也已說明,這場饑荒不僅止於天水或附近地區而已。這是一場全國性大災難。他們一定得做些什麼才行。誠如另一位學生向承鑑所說: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在更靠東方、人口較稠密的地區,學生們或許不可能有一處像張春元的拖拉機站那樣的聚會所。但天水是窮鄉僻壤,而且學生由於在開放大學工作,有了聚會與在附近地區旅行的藉口。他們發現,這種面對面的聚會至關重要。
到一九五九年五月,這群人開始討論如何將共產黨趕出中國,或至少要將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現有領導班子趕下台。張春元說,他們有兩個選項:由上而下的政變,或由下而上的革命。第二個選項似乎不可能,於是他們希望毛澤東一夥人中能有人採取行動。
事實上,當時在北京,真的有人這樣計畫。就在那年夏天,中共戰功最彪炳的軍頭彭德懷向毛澤東發難,但毛澤東在廬山山頂召開關鍵性會議,整肅了彭德懷,毛澤東變本加厲推動他的經濟政策,大饑荒情勢因此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彭德懷垮台的消息公開後,這群學生知道他們必須行動:如果就連頂尖將領都能因言獲罪,慘遭整肅,發動草根行動就是唯一的希望。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的成功之道就是發表文章,公開大饑荒的真實狀況,與更多人共享理念,促使官員睜眼看清鄉間慘狀。慢慢地,他們開始想到出版一本刊物。
直到一首詩出現之前,他們的行動計畫構想始終很模糊。寫這首詩的人是北京大學學生林昭。林昭原本在北京讀書,之後因為替她遭到迫害的友人辯護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她的詩激勵了張春元等人,讓他們發現文字可以讓人們起而行。
像張春元一樣,與眾多青年學生相比,林昭的經驗也更豐富。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不久,林昭曾為共產黨擔任宣傳工作。那段時間,她遵行他們的暴力政策,參與土地改革,讓幾十萬、幾百萬地主送命。
但隨著時間不斷推移,她發現共產黨建立的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緊密控制的獨裁政權。在共產黨赤化以前的中國,還是個年輕女孩的林昭曾念過基督教衛理公會女校,現在她重拾信仰,嘗試用藝術表現她不受黨控制的獨立性。當友人被捕時,她寫了一首詩:
真理的力量
絕不在於
維護真理者
林昭之後寫了一篇全長二百四十句名為〈海鷗之歌〉的詩,在友人間傳閱。其中一位友人是天水這群學生的姐妹。她把這首詩的抄本寄給這群下放學生。林昭的大膽形象與毫不掩飾的政治訊息讓這群學生動容。這首詩講述一艘載運犯人船的故事。而這群犯人的罪名是追求自由。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滿它的是對於自由的想望……
像瀕於窒息的人呼求空氣,
像即將渴死的人奔赴水漿。
張春元決定他必須與這首詩的作者見面。林昭在北京被捕後,由於慢性肺結核惡化,開始吐血而獲釋。林昭搬回了她華東的蘇州老家,立即遭到當局嚴密監控。但張春元又一次冒著奇險,用偽造的假文件搭乘幾天火車,與林昭會了面。林昭籲請張春元不要翻印她的詩,因為她知道這樣做會讓那群學生以及任何讀這些詩的人涉險。
但之後,張春元讀了林昭的第二首長詩、三百六十八句的〈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這首詩以基督般的意念,反映林昭內心深處的基督教信仰。它描述宙斯與普羅米修斯的一場邂逅。普羅米修斯當時因私下將火授予人類,而遭宙斯用鍊鎖在一塊岩石上。宙斯解釋說,普羅米修斯必須受罰,因為絕不能讓人類擁有像火這樣重要的工具。
不過是這樣,普羅米修斯,
我們不願人間留半點火星,
火只該供天神焚香燔食,
哪能夠給賤民取暖照明!
張春元說服林昭,讓他們發表這首詩,並決定刊在他們的新雜誌創刊號上。
來自北京的學生也交給他一些材料,其中談到南斯拉夫共產黨正嘗試容許資本主義式的獎勵措施,推動一種混合式社會主義(共產黨直到二十年後才實施)。張春元決定將這些材料,連同他本人與群組其他成員寫的幾篇文章,一起發表在創刊號上。
這份刊物需要個名字。他們很快根據成語「星火燎原」,為刊物取名「星火」。由於毛澤東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上使用過,這個成語在中國家喻戶曉。
群組中兩位學生,物理系的苗慶久與化學系學生向承鑑負責《星火》的印刷。兩人曾在武山西郊一間硫酸廠工作,廠裡有一部他們偶爾可以使用的老油印機。兩人在硫酸廠的工作還包括培養細菌,製作肥料,而這項工作需要一處密閉空間。這使兩人得以藉口培養細菌,帶著那部老油印機關在密室裡工作。
兩人在一九六○年一月用了八個晚上徒手刻寫鋼板,因為他們沒有排字或其他設備可資運用。不過這項過程進度太慢。苗慶久與向承鑑不能總把工作間的門關著,但開了門又會洩漏祕密。
張春元一如既往,想出解決辦法。他的拖拉機棚裡有一顆舊馬達。他把馬達交給苗向兩人,苗向兩人再將馬達廉價賣給他們工作的廠,然後用賣得的錢買了一部二手油印機。他們把油印機藏在顧雁家裡。顧雁是物理系研究生,住在張春元家附近。除了刻寫文章以外,還畫了《星火》的標誌:一支燃著火焰的火炬。最終他們印了三十本雜誌,《星火》誕生了。
《星火》總共只有八頁,全部是手寫的,既沒有照片也沒有插圖,製作看來十分簡陋。但裡面的文章全部正中中國過去與當下專制政治的要害。顧雁寫的發刊詞刊在《星火》首頁,標題是「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其中提出之後幾十年間人們不斷提出的許多問題:
文中指出,所以如此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偶像崇拜」,這是指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個人崇拜。但也指出其他更廣的問題,例如政府權力毫無節制:「這也是政治寡頭們狂妄自大、指鹿為馬、一味倒行逆施的結果。如果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做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張春元也寫了篇文章討論大饑荒,標題為「糧食問題」。他指責中國共產黨剝削農民:「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之後,「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另一隻手卻狠狠一拳,把農民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在另一篇文章中,張春元指出,沒有土地所有權是農民面對的關鍵問題。
幾個月後,這群學生再次集會,決定讓《星火》定期出刊。要將雜誌寄往學生們有人脈關係的北京、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五個大城的高級官員。他們開始寫更多文章,包括張春元剖析農民如何失去財產的〈論人民公社〉,以及向承鑑抨擊高官的〈告全國人民書〉。
林昭的〈海鷗之歌〉也在創刊號中與張春元的〈論人民公社〉一起發表。在思考《星火》的刻板與發行等後勤問題的同時,學生們先印了三百份〈論人民公社〉,因為這篇文章分析大饑荒成因,特別重要。他們的構想是先將這篇文章寄出去,然後再寄整份刊物。
隨著《星火》第二期發刊日期接近,學生們開始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他們決定,需要以有組織、有條理的方式,將訴求擴展到下放學生小圈圈以外的地方。
作者:張彥(Ian Johnson)
譯者: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6/05
內容簡介:在傳統中國,歷史詮釋是各方角力的戰場,對政權的權力合法性至關重要,新王朝會為前朝修史,證明自己有權取得「天命」,施行統治。而到了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也繼承了老祖先的「美德」,為了穩固政權,他們會不惜竄改歷史,粉飾過錯、隱蔽事實來美化自己的統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誕生於中國西北鄉間勞改營的雜誌《星火》,改變了這一切。當時,中國正值人謀不臧引起的大饑荒,全國各地有千萬人死亡,但訊息卻沒辦法讓多數人知曉。有群下鄉的大學生成了少數知情的人們。他們腦袋中有知識、手中有筆、懷中有惻隱之心,因而創辦了《星火》雜誌。《星火》雜誌的創刊號僅有少少的八頁,沒有照片和插圖,但字字句句都喊出他們的不平與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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