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曉
元曉大師(617年 - 686年,朝鮮語:원효대사/元曉大師 Wonhyo Daesa),諡号和諍国師,俗名薛誓幢,又名薛新幢、薛毛,号小性居士、西谷沙彌、百部論主、海東法師、海東宗主、誓幢和尙、高仙大師、元曉聖師。新罗国华严宗僧人,朝鲜半岛歷史上的佛教大师,他畢生致力將王室貴族佛教轉為生活化、大眾化,普及於民間,并在新罗率先弘扬净土宗,開創了朝鮮半島佛教界與學術界的新紀元。他不但是一位宗教實踐家,更是會通經、律、論三藏,學術造詣深厚的思想家。計有百餘部,共二百四十餘卷的著作留傳於世。[1]
元曉 | |
諺文 | 설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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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薛思 |
文观部式 | Sul Sa |
马-赖式 | Seol Sa |
号 | |
諺文 | 원효 |
汉字 | 元曉 |
文观部式 | yon hyo |
马-赖式 | won hyo |
生平
编辑出生
编辑元晓的祖父爲仍皮公(잉피공,?——634年),也叫赤大公(적대공);父親爲談捺乃末(朝鮮語:내마 설담날/乃末 薛談捺,?——629年);母親浦會趙氏;兄薛乙臣,嫂定山白氏。一家居住在押梁郡佛地村(今庆尚北道慶山市慈仁縣),617年誕下元曉。
据《三国遗事》记载的传说,薛母因夢到流星落入怀中而受孕,懷胎十月後的某日,經過栗谷樹下,忽覺胎兒即將出生,倉惶間無法回家,以夫婿的衣衫懸掛樹林間遮蔽而臨時生产,将元晓诞下,当时天空同時出現五色雲彩覆蓋其間。这棵樹今日也稱為「裟羅栗」。[1]
僧侣生活
编辑元晓29岁在皇龍寺出家为僧,随师父四方参学,精研教义。31歲受比丘戒。後捐獻家宅,改建為寺院初開寺和裟羅寺。因其文辭縱橫,辯難風發,被號稱為「萬人之敵」。
34岁(646年)时,元晓听闻大唐玄奘法师的唯识学派十分兴隆,便邀约后来爲新罗华严宗师的同学義湘入唐求法。650年,元晓同義湘西行大唐,不料途經陸路至高句麗(今遼東地區)時,竟被誤認是新羅國派來的間諜,在囚禁數十日後,終於無罪獲釋,但東行計畫因此作罷。
十年後於新羅文武王元年(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元晓再次邀約義湘改採海路入唐。二人到了海門唐州邊界,尋了船,預備渡海時,竟然遇上一陣風雨,加上天色已昏暗,不利前行,便借宿於路旁土龕。翌日清晨,環顧四周,只見古墳骸骨四散,但由於雨勢未歇,道路泥濘難行,只好再宿一晚。到了半夜,就覺得有鬼作怪,輾轉難眠。元曉大師因而有所感悟:「前晚以為是土龕,因此安心,不見有怪。今夜知道是寄居鬼鄉,所以心生鬼業。可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則龕墳不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別無心外之法可求!」因而決定攜囊返國,不再前行。[1]
狂放生涯
编辑此番開悟後的元曉,心境空灵,言行羈狂。他居住在芬皇寺[1],然而有時隨興入於酒肆,有時於祠中撫琴;或講經論道,或參禪唸佛;偶而留宿閭閻(平民生活区),或隨性寄於山水,任運隨機,優遊自在。
在此期间,他研究佛经,著作无数。在新羅太宗武烈王敕令元曉住於公主(即瑤石宮公主,或稱瑤石公主)的瑤石宮期間,更与瑶石公主生下一子,即後来的新罗著名学者薛聪(설총),此後元晓著起俗裝,自称“小性居士”或“卜性居士”。[1]
圆寂
编辑於新罗神文王六年(686年),元晓居芬皇寺著《华严经疏》至四十回〈回向品〉时绝笔,是年三月三十日,在庆州南山的穴寺(혈사)圆寂,世寿70。薛聪將其遺骸和土塑像,安奉於芬皇寺中,以表追慕之意。據說當薛聰立在塑像旁禮敬時,塑像忽然回頭,此像至今還留存著。
追谥
编辑至高丽朝肃宗六年(1101年),国王下令追谥元晓为「和诤国师」,建立「和诤国师塔碑」以兹纪念元晓及其“和诤”思想。[1]
後裔
编辑神異事跡
编辑元曉一生異行,頗受非議。當時,新羅王曾設百座《仁王經》大會,遍請有德僧人,元曉亦在推舉之列,卻因其他大德嫌惡而遭排斥。不久,王妃罹患癰腫,群醫束手,國王聽從巫師的話,遣使到國外求醫。传说渡海到唐途中,使者遇見一位老翁,邀請他進入龍宮。龍王(名鈐海)告訴使者:「王妃是青帝的第三女兒,今龍宮有《金剛三昧經》,欲借王妃之病為緣,使此經在新羅國流布。」於是龍王交代使者將經本帶回,交由大安聖者詮釋,並請元曉大師造疏宣說,王后即可不藥而癒。使者如實稟報,國王大喜,立即召請大安入宮,並命元曉造疏,於皇龍寺開講。王醫道俗一時雲集,稱揚之聲四起。元曉唱言:「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在座大德聞言自愧,深悔當時失察。後來這注疏傳入中國,即是著名的《金剛三昧論》。
元曉尚有另一異行聞名遐邇:一次駐錫於慶南梁山郡長安面佛光山的庵堂(後稱「擲板庵」),藥石[2]時間,他以天眼見到中國有一古剎即將傾塌,連忙放下碗筷,拿起盤子便朝中國古剎方向擲去。當時在古剎中用餐的大眾,聽見空中傳來陣陣怪聲,紛紛走出查看,只見一奇異之物在庭院中旋轉不停。說時遲,那時快,轟然一聲巨響,大地震動,寺院在剎那間化為斷垣殘壁。險遭不測的大眾,受驚之餘,往前探看,只見一陶製盤碟,上面寫著「海東元曉擲盤救大眾」。眾人嘖嘖稱奇,一起朝東禮謝。至今,梁山通度寺(통도사)屬於比丘尼道場的千聖山內院寺(내원사),仍有文獻記載此一異行。
貢獻
编辑庶民佛教
编辑朝鮮半島的文化背景特殊,佛教自始即與國家王權相結合,各宗各派的發展並未進入庶民階層。在新羅真平王時代,圓光法師為貴王、帚項二賢士說五戒:一、事君以忠;二、事親以孝;三、交友有信;四、臨戰不退;五、殺生有擇。這些戒法其實並非居士五戒,可說是貴族的倫理規範,一般大眾並未接觸。然而可貴的是,當時有一批僧人甘冒被指責為墮落、破戒的罪名,仍孜孜矻矻,努力地將佛法廣佈於民間,打破新羅佛教的貴族意識,元曉大師就是其中的特出者。
元曉悟機超妙。當時,新羅太宗武烈王金春秋為培育優秀人才,敕令元曉住於公主(即瑤石宮公主,或稱瑤石公主)的瑤石宮。其後,公主生了一子,名叫薛聰,他天資穎悟,敏睿異常,博通經史,是新羅十大賢人之一。他能以地方語音通曉華夷各地民風,並能訓解六經文學。海東明經者,至今傳受不絕,薛聰實功不可沒。薛聰出生後,元曉改換俗服,以俗家生活從事各種佛教活動,以“小性居士”白衣名義自號,於舞伶技者處,取大瓢瓜作道具,唱著《華嚴經》中「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일체무애인,일도출생사)的《無礙歌》(무애가),吟詠諷誦。就這麼又歌又舞,走遍千家萬戶、大小村落,使得「桑樞甕牖玃猴之輩,皆識佛陀之號,咸作南無之稱」。元曉躬親教化下層庶民,影響深廣,可見一斑。
由於元曉等人的努力,使朝鮮佛教從此得以人間化、大眾化,而元曉教導唸佛的法門,更是影響至今。而其名「元曉」,原是方言「佛日初輝」之意,似乎也巧合地說明他將佛法普濟庶民的悲願,是其來有自的。
和會與和諍思想
编辑元曉大師教化的作風,突破了新羅當時的宗教形態,他深入經藏,研究教理,興起新的學風,對《華嚴經》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說:「釋尊說法豈有優劣哉?《華嚴》與他經雖有總別差異,並無勝劣之分。」這是他與師兄、新羅華嚴宗祖師義湘觀點最大不同的地方。
其一生著述百餘部,二百四十餘卷,無論質、量,均受後人所推崇。作品內容含括大、小二乘:華嚴、般若、唯識、法華,乃至淨土、戒律等,無所不包,貫通了經、律、論三藏。他所著的《大乘起信论疏》在中国也被称为《海东疏》、《晓公疏》等,影響頗廣。[3]
元曉的思想重心在於「和會」與「和諍」——會通諸宗風,和諍諸宗門。把全部佛教「和會歸一」。他不偏某一宗、某一派,或受一經一論的拘束。如此總攝一佛乘的思想,於其著述中可以明白得見。如《涅槃經宗要》裡說:「統眾典之部分,歸萬流之一味,開佛意之至公,和百家之異諍。」《法華經宗要》說:「三世諸佛初成佛時,直至涅槃,為成就一切法門,達一切智地,一言一句皆為一佛乘。」又《金剛三昧經論》中提到:「如來所說一切教法,無不令人入一味覺故,皆從如來一味之說,無不終歸一心之源,故言一念即是一乘。」如此宏闊、融和的思想是當時所未曾見的。
所謂“和诤论”,是一種辯證法,他在谈到“同”与“异”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能同者即同而异也,不能异者即异而同也”,即认为“差异”是对“同一”而言的,“同一”是对“差异”而言的;还说“同者辨同于异,异者明异于同”,即“同一”只有在“差异”之中才能辨别,“差异”只有在“同一”之中才能明确;“差异”中辨别“同一”并不是意味着“分同为异”,“同一”中明确“差异”也不是意味着“销异为同”;“差异”可以说成“同一”,同样,“同一”也可以说成“差异”。他还认为“有”和“无”是互相对立,又是互相依存的,“有即无,无即有”,无“无”无所谓“有”,无“有”无所谓“无”。[3]
開創海東宗
编辑元曉提出“一心”的哲學概念,認為“一心”即“真如”。他在著作《金刚三昧经论》中说:“一心之体本来寂静,故言决定性也”,而“决定性者,谓真如性不可破坏”;“四相(生、住、壞、灭)俱有为心所成,离一心外无别自体”。他用“一心”这一根本概念来概括佛教各宗派的异说,创立了朝韓的一佛乘華嚴宗支流海东宗(해동종)。故元曉也被尊稱爲“海東宗主”(해동종주)。[3]
日本華嚴宗
编辑影響
编辑賴於元曉大師在朝鮮半島開創的佛教庶民化新時代,千年以來,他在韓國受歡迎的程度,有如「觀世音菩薩」一般地普遍。時至今日,韓國學者專家撰著專論研究元曉思想者有之,歌頌追慕者有之。
著書舉例
编辑- 《初發心自警文》
- 《金剛三昧經論》
- 《大乘起信論疏》
- 《涅槃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