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被视为中共建政以来出现的一个极其罕见的“光明年代”,然而“光明年代”却倒在“八九六四”的血泊中。如果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毛泽东的“中世纪”,启动了这个新时代,邓却在八九年亲手抹杀了一线光明?如何看邓小平在八九六四所起的作用,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以及六四事件与习近平时代的因果关系?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八九六四,解读中国命运。
![万润南近照](https://s.rfi.fr/media/display/ddf2b7a8-10b4-11ea-af18-005056a99247/w:980/p:16x9/img_3547.jpg)
法广:三十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在血泊中结束,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令镇压,枪声终结了他亲自开启的一场中共治下史无前例的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历史角色或者定位的问题,您有什么思考?
万润南:十年改革邓小平是旷古功臣,八九年邓小平却成为历史罪人。从整个中共的历史看,邓小平确实如毛所言:人才难得。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比较,邓小平不仅有政治眼光,而且有政治智慧。当然,他有自己的局限。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小平中兴”,八九年却成为六四镇压的千古罪人。可以说,成也小平,败也小平。八十年代的这个好时代的领军人物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是他的左膀右臂。
八九年发生的事情,某种意义讲,邓小平有机会走向更伟大。可惜他没有抓住机会,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时间过去了三十年,现在再重新审视当年的局势,我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按上中下来分:上策是邓小平在最后关头放手,按照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当时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民心、军心、党心,几乎都在改革派这边。而且广场上的学生已经非常疲倦,不需要采取极端办法,学潮就可以和平结束。结果邓严重错估了形势,没有采取赵紫阳提出的那种理性解决的办法,导致了最坏的结果。
政治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共产党内部就是有改革派有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是邓小平,胡、赵是两员大将,当然还有一大批,包括阎明复,胡启立,项南,习仲勋……等等,可以说兵强马壮、大将如云。创造八十年代黄金十年的,就是以邓为首的改革派阵营。保守派是陈云、姚依林、李鹏、王震等等,他们是反对改革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邓小平搞特区,南巡,去深圳,陈云从来就没有去过,也就是说他从内心深处是反对的,他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的一个校友,学长杨继绳写过一本『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讲到这个情况,他认为八十年代不是一言堂,而是双峰政治,就是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邓,一个是陈。逢双改革派推进一步,逢单保守派反扑一下。八十年代,一边要改革,一边要对付保守派。到八九年,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八九年学生运动,为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推动政治改革的机会。可惜邓错估形势,采取武力镇压的下策,让保守派得逞,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有没有一个中策呢?当时赵阵营在处理与邓的关系上如果更多考虑一些呢?我最近看吴伟写的有关政治改革的书,推动政治改革确实不易,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和邓小平“对表”。做任何事情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所以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把握什么样的火候,如果稍有错位,一锅菜就砸了。所以要跟邓小平对表,这个意思很重要,就是要按照邓的时间表来把控改革的节奏。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赵阵营在处理与邓的关系上,按照他一贯的方式,暂时的妥协,是否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我认为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实际效果是把群众的怒火转移到邓的身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有朋友认为六四是邓小平借机搞了一个政变。但我们从常理来看:邓要搞什么政变?实际上他是共产党最高决策者。而且内部有一个说法,赵去朝鲜之前,邓跟他讲,你回来之后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邓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背景,保守派对赵攻击得非常凶猛,他们抓住闯价格关不放。但是邓很清楚,赵是代他受过。闯价格关是邓下的决心,赵只是一个执行者。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姚依林、李鹏他们,一直抓住不放,想搞掉赵,夺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邓当然心知肚明,所以鼎力支持赵的,就是邓。赵去朝鲜前,邓说那番话,有人说是为了搞政变麻痹赵。这种说法超出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了。邓几乎拥有绝对权力,需要搞这种小动作吗?所以我认为邓准备把军委主席交给赵,不是虚晃一枪。如此说来,在赵会晤戈尔巴乔夫发表那番讲话之前,邓赵关系没有出问题。出问题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我看到有些人就这件事问到赵,赵回答说没有想到过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在具体安排这件事情上,准备讲话的过程显然欠考虑。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时间说,是公开还是内部的,这都是政治,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讲,后果就会不一样。有人说:如果邓对赵的支持坚持到底该多好?但这里头要有一个前提,邓赵的关系不要发生裂变。由于学生的不妥协,赵阵营很难办。由于邓赵关系生变,群众的怒火烧到邓,邓很难办。结果导致了最坏的选择:邓成为历史罪人,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这对中国,对邓,对赵,对改革派阵营,对学生运动,都是一个悲剧,唯一高兴的,就是保守派。
法广:您认为八九六四遭镇压,邓小平成为历史罪人,别的事情还都做得不错?但是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被认为是控制社会的紧箍咒?
万润南:这件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这是邓的局限,这是那一代人的政治底色。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受到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的掣肘,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们是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中共一党专政,这是他们的共识。在执行上,邓的两员大将胡和赵,都是消极的。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自由化,胡、赵一方面不得违背邓的意旨,在执行时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被保守派攻讦,邓砍掉了左臂。八九年邓误判了形势,赵回天乏术,又不得不砍掉右膀。这是邓半拉子改革的悲剧。赵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邓是最高决策者,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节骨眼上,用直播的方式。后果严重,会被认为是赵和邓决裂的宣言书,这就把邓逼到了死角。
法广:但是邓在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势和自己的力量,他如果真正有远见的话,假如他如果真有成为伟人的可能的话,他应该挺身而出,也可能会避免这样一场屠杀?但那样的结果会不会影响共产党的统治?
万润南:历史没有如果。邓显然是误判了形势。正是这最后的一步错棋,结果满盘皆输,没有成为历史伟人,却成了历史罪人。所以我们说:成也小平,毁也小平。不仅是毁了改革大业,也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有的朋友替赵可惜,说赵应该像后来的叶利钦那样,挺身而出,站到坦克上振臂一呼。但我认为,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没有这种可能。赵和叶的权力来源不一样,赵是邓钦定的,叶是民选的。尽管当时的党心、民心、军心都是向着改革派的,但是保守派用四二六社论绑架了邓,关键时刻邓赵关系破裂,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终于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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