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谢尔曼痛失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

当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艾滋病病毒发现者、法国人蒙塔尼和佛朗索瓦丝•西诺西的消息传来时，Chermann为诺贝尔委员会终于确认法国人是这一领域的发现者感到高兴，但他同时无法掩饰内心的失望。他被认为是“发现艾滋病毒的核心人物”。他有点看透世事地解释说：“逆转录病毒是在我的实验室发现的，我是三人中唯一的逆转录病毒专家”。的确，当年他们三位的论文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时，他的名字排在第二位。支持他的委员会要求诺贝尔委员会“修补这一令人遗憾的忘记”。但徒劳无功。当年除了他的两位同事得奖外，第三位是一位德国医生。诺贝尔委员会的章程很清楚：诺贝尔奖同一奖项不能同时授予三人以上。Chermann就这样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同一年，与Chermann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比伯。诺贝尔物理奖授予一名日裔美国人和两名日本人。表彰他们在亚原子物理中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的发现。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中心主席出面写信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Stéhelin与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无缘

1989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Bishop和 Varmus。但他们两人同时为一名法国人，法国里尔巴斯德医学研究院研究者Stéhelin辩护。诺贝尔委员会表彰两名美国人发现了癌基因。可是，科学界承认Stéhelin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至少与他们是等量齐观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发现比两位同事更早。尽管法国科研部部长出面支持和干预，但没起到任何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充耳不闻。

Hoyle没有得奖科学界惊愕

Hoyle很可能为他的同事大声呐喊鸣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同事Burnell没有获得1974年度诺贝尔物理奖，他愤怒地指责这是“巨大的科学丑闻”。也许由于他的某些荒诞的科学信念，以及经常性地拒绝承认错误，1983年的物理奖授予Chandrasekhar 和Fowler。表彰后者的理由是他对星球内部化学元素构成研究的贡献。但恰恰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发现者是Hoyle。大多数科学家对诺贝尔评委会的决定感到惊愕。1997年，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不公正的待遇，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Hoyle相当于诺贝尔天文学奖的Crafoord奖。

学生惨遭老师取代

谁都知道，并非Hewish首先证实了脉冲星就是正在快速自转的中子星。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快速自转而发出射电脉冲。发现这一奥妙的是他的年轻的博士生Burnell。奇怪的是，Hewish却领到了1974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表彰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在证实脉冲星就是正在快速自转的中子星上起到的“关键作用”。不过，Burnell从来也没有叫屈，也没有指责被导师摘取了自己的成果。她认为在她那个时代，荣誉或者批评都是课题组的头头照单全收。

1962年医学奖的遗憾

由于得奖人不过三的规则限制，Franklin，这位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即使活到1962年也难以得奖。在这一年，她的三位同事因发现DNA双重螺旋结构而获奖，况且Franklin女士已经逝世了好几年。诺贝尔奖不能授予死者，唯一的可能是死亡时间发生在公布获奖消息后到领奖之前这一阶段之内。Franklin是一位爱可斯光线专家，多亏了她的底片，她的同事们才得以取得重大发现。她没有得奖不算，三位获奖者，Crick， Watson 和Wilkins ，居然没有一位在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时提及她的名字。由于长时间地暴露于自己制造的机器散播的光线之下，Franklin死时年仅37岁。只有到了2003年，Watson才承认了Franklin的功劳。他对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说，Franklin理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Mertner错失诺贝尔却得到了费米

1945年，诺贝尔委员会把化学奖授予Hahn，表彰其对原子裂变的发现。事实上这是Hahn的合作者Mertner第一个发现的，并且使其理论化。Mertner被爱因斯坦称作是奥地利的居里夫人。她出身犹太家庭，被迫于1939年离开德国，到瑞典避难。后来加入了该国国籍。据说就是因为这一荒诞的原因，她被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忘记了。但她本人并未记恨，继续跟Hahn一直合作到战后。这位有时被称作“原子弹之母”的女士，后来终于得到全球科学界的承认，于1966年获得了非常珍贵的Fermi大奖。为了纪念她的贡献，1997年，第109号元素被命名为 MEITNER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