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争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会不会破坏民主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却是高科技会不会强化专制统治。
上个月，上海金融区，一名男子站在升降梯上维护一个监控摄像头。
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争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会不会破坏民主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却是高科技会不会强化专制统治。
中国政府正利用科技监控民众。一项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计划特别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正在部署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控摄像头和使用大数据的警务平台，并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进行监控。
在政府手中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活动、习惯和想法似乎会被政府追踪。
数字专政真的权力无边吗？
这是作者王力雄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大典》中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本书去年12月由台湾大块文化(Locus Publishing)出版，书中描写了2021年的中国，所呈现的似乎正是目前的景象。书中的中国领导人希望在任期到期后继续掌权，利用反腐行动清除对手，而且监控无处不在。
最后，这位领导人被精通技术的情报主管用形似蜜蜂的迷你无人机暗杀。王力雄称，这个结尾是要凸显数字专政权力的弱点。
他表示，这样的政权有个阿克琉斯之踵，那就是需要得到技术人才的协助，但这些人完全可以操控技术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且和政府一样，他们这么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让《大典》尤其贴近中国的现实。中共提出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建议，已经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将再少一道制度制衡。
这本书聚焦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像王力雄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试图捕捉他们在看待技术和中国专制政治体制时情绪上的转变。不到10年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仿佛是促进言论自由并形成更开放包容政治秩序的强大工具。但时至今日，技术悲观主义盛行。
警方多次造访王力雄的住所，试图阻止他出版小说《大典》。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只在台湾和香港的几家独立书店有售。
在研究中国政府科技战略的专家们看来，《大典》的很多内容似曾相识，无论是内斗加剧，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监控系统降低政治压迫资金成本的方式。
反乌托邦小说《大典》的作者王力雄近期摄于北京。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客座研究员Elsa B. Kania称，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利用新技术促进发展，同时尽量减少其破坏性影响，人工智能革命是一场重大考验。
目前，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BABA)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简称﹕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暗流涌动。政府希望这些拥有资金、人才和数据的公司能够引领本国的人工智能革命。
Kania称，随着这些科技公司能力的增强，它们或许会被视为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Samm Sacks称，这些公司同时也在寻求全球扩张，因此不希望被视为中国政府的工具。
Kania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结果可能无法预测，因此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去年8月份，腾讯不得不关闭QQ上两个AI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当被问到是否热爱中国共产党时，一个机器人回答不爱。而另一个聊天机器人则说，它的 “中国梦”是去美国。中国梦是习近平提出的一个口号。
其次还有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Sacks说，这是阻碍中国实现数码雄心的一个因素，但却不受重视。她说，目前不同政府部门各自掌握一部分数据，但又不想共享这些信息。
笔者告诉Sacks，王力雄书中精通技术的情报主管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可以接触到国内几乎所有的数据。她回应称，中国官僚机构中尚不存在这样的人物。
不过技术依然可以赋予个人对抗强大政府的力量。王力雄援引了郭文贵的例子，这位大亨在一轮腐败调查之前逃往美国。
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郭文贵都在他位于曼哈顿的顶层公寓中利用Twitter爆料针对中国高官的腐败指控，引发中国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控制上述事件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派出国家安全部官员试图诱其回国。审查机构和警方则竭力在社交媒体上封锁郭文贵的名字及其指控内容。
王力雄表示，郭文贵利用社交媒体这项最基本的现代技术对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在过去，这需要大量成本高昂的宣传活动才能取得类似效果。
在《大典》中，政府通过在鞋子里安装结合射频识别标签和纳米芯片来监控民众的行踪。
笔者对王力雄表示，这些技术的复杂程度似乎还不如新疆已经在使用的技术。在新疆，政府已经部署了面部识别相机、智能手机读取器、DNA收集和数据处理警务系统，以平息一些穆斯林武装分子不时发起的反政府暴力行动。
王力雄回应说，现实总是完胜小说，在中国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