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家门向北行两英里就是雪松岭墓园。 墓园地域广大，占地近300英亩。墓园由名人设计，构思精巧。一条连通菲街大门和墓地的长长甬道把街市的喧闹和墓地的幽静隔绝成两个世界，甬道尽头是数条南北走向的丘岭，精修的草坪和错落的古树覆盖着散布了墓地的丘岭的坡面，碧波荡漾的水塘点缀在甬道旁、丘岭间，塘边芦苇丛生，塘里鸭雁成群。
这里是三万多人最后的安息之所，其中不乏名人，从内战中阵亡的第一位北军将领斯泰德曼，到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等的工业巨擎摩根，到四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影坛传奇凯瑟琳.赫本。 对于沿着留学之路走过来的中国人，雪松岭墓园更长眠着他们的领头人，被称为西学东渐第一人的容闳先生。
因为距离不远，我们偶尔会去那里散步。 去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又去那里，墓园每年这一天会有纪念仪式。 前次我们去了，没赶上仪式。 今次又没赶上。 说“没赶上”不确切，我们根本就没去赶。 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自然是为纪念阵亡将士的，可是不知如何，我们脑子里却固执地把这个日子想象成一个甚至比中国祭祀祖先的清明节更慷慨宽泛的概念：一个纪念所有亡灵的节日。 仪式是不赶的，但到了这一天不免会想起去墓园走走。
这次去本意也只是随便转转，进入墓园后，两人却不约而同地想起要去一处墓地看看。
大约十数年前的一天，我们头一次见到那处墓地。当时我们正由容闳的墓绕向侧面一处山丘，登上丘顶前望，见离丘顶不远的下方有一颗半人高矮、纤巧玲珑的日本枫。时值秋季，枫叶通红如火，可惜树顶上积盖了不少附近其他树上落下的枯叶，好像一位美丽的少女，头上却莫名其妙地戴了一顶丑陋的帽子。 枫树旁立有墓碑，由两块直角三角形大理石组成，两直边隔约半尺相对，直边上左右横向各凿空一处，和中间垂直的空间组成一副镂空的十字架。 相较墓地其他的石碑，这设计多了一份儿空灵，颇为别致。 绕到墓碑的正面，赫然发现碑上刻的竟是中文，一个三角上刻了“周”，另一个则是“杜”。 墓碑脚下地面埋有石牌，上面刻了逝者的名讳和生卒年月等。 先看一块石牌，逝者周先生如经，生前是中康州州立大学的工程学教授，生于二十年代，逝于八十年代，享年63岁。 再看另一块，是周太太的，名周杜融融，说明是生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石牌表明卒日的地方一片空白。 我们稍事琢磨，猜测这周太太应尚在人世，石牌是她给自己立的，一待她过世，就在这里入土为安，和先夫在另一个世界永远相伴。
正在那里为斯景唏嘘，就见一位浅色服饰上了年纪的亚裔女士从山丘下不疾不徐地走近前来，微笑着和我们点头示意。“那是我的”，她望着我们面前那石牌神色坦然地说，似乎是猜到了我们心里刚有过的疑问。 “哦”，我下意识地回应，忽然竟有种窥见别人隐私的赧然。
女士迈步去到那日本枫边上，开始动手清理树顶积压的枯叶。 “是大陆来的吗？”她问。 “是的。” “我也是。” 女士停住手，头向着那座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的墓碑点一点，“那是我丈夫和我的，是我妹夫设计的。” “与众不同”，我说。 “嗯”，女士一面又开始清理落叶，一面向我们讲述。“我住在新不列颠镇。 周先生，我的先夫，我们是青梅竹马。他大学毕业时我们定了婚。要结婚了，1949年，共产党来了。 他家里在香港有人，他就去了香港，说好很快就接我过去，但是两边儿马上就被阻隔了。” 我注视着她那显然曾经美丽，如今被岁月刻下清晰痕迹的脸庞，心里暗暗猜想她那些年滞留大陆时的日子。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她的声音有些低沉，话语似乎因为回忆而吃力，“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 “嗯嗯”，我们回应着。 我伸手帮她清理压在树顶中心的落叶。 大概因为沾了露水，那叶子竟显得沉甸甸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那以后不久我就被允许去了香港。 周先生和我结了婚，我们就迁到这边来了。 周先生去世了，埋在这里，那是我给自己留的地方，将来和他在这里重聚。” “有孩子吗？”我问。 “没有，”她摇摇头，“我和先生在香港重聚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嗯”，我说。 也许因为我回答的语气，她向我笑笑，随手把压在日本枫顶上的最后几片枯叶摘除掉，原本被压弯的枝条重新昂扬起来。“还好，我很忙，忙慈善，刚刚从费城回来，我们的慈善组织有很多活动。” 说到这里，她显得容光焕发。
不记得我们是否交换了联系方式，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她。 但是后来每次去雪松岭墓园，我们总会去那座由两个三角形组成的墓碑前转转。 也许她本人对和先夫的再次重聚早已坦然，但我们却暗祷她那石牌上的卒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空白。 不是吗？这个世界亏欠她太多，既然她现下的生活如此充实，那就让那另一个世界的他再耐心地等一等吧。
今次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里我们又去那块墓地，双三角墓碑前杜女士的石牌上的卒日仍然是空白。
后记：前几天又去那里，惊见周太太石牌上的卒日不再空白，填入的记录表明她已于今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