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的说法。在1600名老海归中，无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然而却有一起真正被公安部立案的“老海归特务案”。

顾乃润，江苏阜宁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53年获加州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多家公司任工程师，1957年11月偕同妻子钱喜濂和三个孩子回国，在一机部任工程师。

2020年，公安部一名离休干部汪春耀写了一份回忆《1967年初我办理重新收押美特分子前后》，透露出“顾乃润特务案”：

今年5月中旬，我观看中央电视台四频道 “国家记忆”栏目播出的《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线》后，回忆起53年前我亲自办理的一宗重新收押特务分子的案件。

我1991年离休前长期在公安部二局一处（中央国家机关保卫业务）工作。自1953年到1991年，除下放“五七”干校三年多外，我主要是在二局一处担任内勤组组长、副处长、处长。二局一处“文革”前还设有专案组、治保组。其中专案组的工作是侦查中央国家机关的暗藏特务分子，也就是隐蔽战线的工作，我任组长的内勤组（仅3个人）不参与专案组的任何侦查事宜，只是专案组在侦破某个案件后，在办理材料归档立卷时，内勤组才能看到案件的主要材料。“文革”开始后，专案组、治保组的工作基本停顿，其组员大多调出去做别的工作，只有内勤组仍是协助处长办理与中央国家机关保卫部门联系等事。故而1967年初我就按领导指示，办理了一件重新收押原专案组在60年代初侦破的一特务分子。原先，该特务分子是经部领导批准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结案处理的。可是“文革”开始后，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造反派兴起，什么“红旗”派、“井冈山”派等五花八门。这一案件的处理就遭到造反派的主力派极力反对，在机关内搞得沸沸扬扬。因此领导就派我办理重新收押该特务分子的事宜。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的一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张一机部造反组织的大字报，标题是：“段君毅伙同徐子荣包庇美国特务”。（注：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这张大字报是相当惊人的。紧接两三天内，一机部一造反组织向公安部提出重新处理该特务分子。那么， 这个“特务分子”是何人呢？我从原先档案材料中晓得是一对夫妇，男的名叫顾乃润，江苏盐城人，是1956年前从美国回归的科技人员。当时是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从事液压机械科研工作；其妻钱喜莲，江苏常熟人，系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钱昌照侄女，在家主持家务。当一机部造反派强烈提出要重新处理此案后，我遵照领导指示，同一机部该造反派商谈后，他们才同意只收押男方一人（因家中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女方不可收押）。于是过了一天，一机部该造反组织开了卡车，将顾氏夫妇五花大绑，肩后插入“特务××× ”的大标牌，十几个造反派押着，送到公安部东北门接待站，造反派即让夫妇俩跪地待命。我当时一见此情景，立即向一机部造反派发话说：“我们公安部没有这样办案的！”立即让人将夫妇俩松绑，待他俩站起来后撤去身后插的标牌，此时，我才宣布：“经领导批准，顾乃润收押，钱喜莲回去由革命群众监督。”这一闹剧才收了场。接着我用部里小车将顾送功德林（当时功德林是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盲流等的收容站，事先已與北京市公安局联系好，将顾送收容站暂住）。过了一天收容站就电话向我报告，发现顾进收容站后有血尿等病况（即在单位被造反派殴打等所致），我就告知要好好治疗等。就这样顾乃润在收容站待了一年左右，待造反高潮过后，即让他从收容站回家。

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我在二局一处担任副处长之初，1978年一天，突然部门口接待室给我处来电话说有个顾乃润要见二局的人。于是我就到部门口接待室。自然顾是认识我的，他提出要求公安部给他写个在收容站一年左右的结论。我告诉他：你的问题早在60年代初已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将你送收容站，你应该懂得这是“保护”你的措施。我还说：“凭良心讲，要不是送收容站，你在单位被造反派折腾得可能早就丧命。”最后我告知他：现在仍按以前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你是个有公民权的人。自此，顾就再没来公安部找我了。后来，我从一机部保卫部门得知，大约过了一两年后，顾钱夫妇和两个已是中学生的孩子全家去了美国。

以上就是我亲自办理过这一特务分子重新收押的前后事实。

（文中有两个小错：顾乃润夫妇是1957年回国的，不是1956年；顾乃润妻子叫钱喜濂，不是钱喜莲。另外，顾乃润夫妇是带着三个孩子回国，文中最后说他们和两个孩子去了美国，估计是因为老大已经去了。）

按照文章所述，顾乃润在60年代初就是“被侦破的特务分子”，是至今唯一所知被公安部定案为“特务”的老海归。此案的审理过程、证据、罪状，只要共产党当政，恐怕永远见不到天日，相信只是一起冤案。

同顾乃润夫妇一起回国还有宋丽川夫妇，也是带三个孩子回国。以前有博文讲述宋丽川一家的遭遇，有兴趣可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