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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提速约四成！科学家探秘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通过对中生代古蝉的形态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约1.5亿年前古蝉通过新老类群的演替，实现了飞行能力的显著提升。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古所学者领衔的国际古生物团队完成，向公众生动展示出一场在远古天空悄然开展的“飞行竞赛”。蝉俗称知了。在距今约2.6亿至1亿年前，古蝉总科是具有代表性的树栖昆虫。它们在这一时期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并且与现代蝉类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是研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对象。此次，研究团队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系统重建了古蝉的宏演化历史。研究团队发现，在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古蝉类群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演替事件。早期古蝉具有近似椭圆形的前翅、较大的后翅和较小的中胸，而晚期古蝉则演化出近似三角形的前翅、较小的后翅和较大的中胸。这种形态变化使晚期古蝉的飞行能力显著提升。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绘制的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图片来源：南京古生物所↑“我们发现，晚期古蝉的翅载荷提高了92%，飞行速度提升了39%，飞行肌肉占比提高了19%，显示出飞行灵活度和效率均有显著提高。”研究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南古所博士许春鹏说。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究员王博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飞行竞赛”，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空中出现了新的捕食者。在约1.55亿年前到约1.35亿年前，早期鸟类迅速繁盛起来，并成为森林中强有力的“捕食家”。早期鸟类多以昆虫为食，体形硕大的古蝉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这一压力促进了古蝉类群的演替。“这一研究为定量计算远古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也为理解飞行生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王博说。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上。（完）记者：王珏玢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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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被吃还是快飞——一场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飞行是动物界极具创新性的运动方式，为飞行动物提供了诸多生存优势。古生物学家根据古蝉化石提出了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但一直缺少严格定量验证。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简称南京古生物所）与国内外科研人员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建立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揭示中生代的“飞行竞赛”。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26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绘制的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图片来源：南京古生物所↑“飞行竞赛”假说迄今，仅有昆虫、翼龙、鸟类和蝙蝠这四类动物演化出主动飞行能力。其中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并且演化出了多样性极高的飞行策略和相应的生态适应。然而，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因此，科学家对昆虫飞行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也非常有限。由于古蝉在中生代非常繁盛，现存大量化石，因而成为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其与现生蝉类的亲缘关系较近，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和飞行机制。2010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王博和研究员张海春在检视德国晚侏罗世索伦霍芬古蝉后发现，在侏罗纪最晚期，古蝉类群存在一个明显的演替事件。晚期古蝉类群可能进化出更强的飞行能力，其潜在演化驱动因素为新兴空中捕食者的捕食压力，并据此提出了“飞行竞赛”假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目前正在德国耶拿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是古生物学大数据分析和节肢动物宏演化。他向《中国科学报》介绍，在鸟类出现以前，中生代森林的空中只有翼龙和各类昆虫这两大类飞行生物，空中生态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突然演化出了全新的飞行动物——鸟类，其强悍的飞行能力打破了原有平衡。“鸟类和翼龙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与昆虫之间主要是捕食关系。”因此，很多昆虫例如古蝉，由于鸟类的繁盛促进了它们飞行能力的提高——只有飞得快、飞得灵活才可以避免被捕食。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有力证据由鸟类引发的中生代“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不过，此前“飞行竞赛”假说虽被广泛引用，却缺少严格的定量验证。近日，许春鹏与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王博和张海春，与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教授陈军、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实验动物系教授Muijres Florian、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余逸伦等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综合研究工作。研究结果揭示了鸟类早期辐射事件对昆虫演化的影响，并为探究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协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在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之间，早期鸟类经历了显著的辐射事件，并迅速占据了森林中的生态位。早期鸟类多为食虫性，而体形硕大的古蝉是其理想的食物来源。该研究发现，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这一结果也为鸟类引起的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古蝉专属数据库在此次发表的成果中，研究团队检视了全球范围内所有代表性的古蝉化石，综合利用最大简约法和贝叶斯法，重建了古蝉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并识别出了并系的早期古蝉和单系的晚期古蝉两个类群。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取了综合的形态学数据，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进而构建了古蝉类的首个系统发育关系，并综合贝叶斯支端定年分析、谱系形态空间分析、形态歧义度分析和几何形态度量分析等方法，重建了其宏演化历史。此外，该研究构建了古蝉的空气动力学模型，据此定量评估了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空气动力学研究显示在该演替事件中，古蝉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学演化，促使其飞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包括更快的飞行速度、更高的灵活度以及更高的飞行效率。文章通讯作者王博表示，这项研究也为定量计算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记者：张楠2024-10-30 -
【南京日报】亿年前虫鸟生存博弈，谁是赢家？在遥远的中生代，天空中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飞行竞赛”。这场竞赛的参与者包括了翼龙、鸟类，还有一类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巨大昆虫——古蝉类。这些古蝉，翅展可达近15厘米，是当时空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0月2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与国内外学者合作以古蝉为对象开展研究，通过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为我们揭开了古蝉飞行能力的演化之谜，为中生代的“飞行竞赛”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26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图：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飞行是动物界极具创新性的运动方式，为飞行动物提供了诸多生存优势。迄今，仅有昆虫、翼龙、鸟类和蝙蝠这四类动物演化出主动飞行能力。其中，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并且演化出了多样性极高的飞行策略和相应的生态适应。然而，由于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我们对昆虫飞行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有限。直到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学家联合国内外专家通过对古蝉开展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古蝉类是中生代的代表性树栖昆虫，生存时限从晚二叠世一直延续到晚白垩世（距今约2.6亿年至1亿年）。它们与现生蝉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形态特征和飞行机制相似。在中生代，古蝉非常繁盛，留下了大量的化石记录，因此是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我们通过检视全球的古蝉化石，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首次构建了古蝉类的系统发育关系，并通过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定量评估了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博介绍。研究结果表明，古蝉在从中生代早期到晚期的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变化。早期古蝉的翅膀近似椭圆形，而后翅相对较大；而晚期古蝉的翅膀则近似三角形，后翅较小，中胸较大。关于翅脉的形态空间分析也进一步表明，早期古蝉和晚期古蝉的翅脉结构也有较大的差异。图：早期古蝉和晚期古蝉。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古蝉的飞行能力。相比早期古蝉，晚期古蝉的翅载荷提高了92%，其飞行速度有39%的提升；飞行肌肉占比提高了19%，显示其飞行灵活度和飞行速度的提高；前翅展弦比提高了15%，进一步证明晚期古蝉具有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更高的飞行效率。此前，古生物学家曾根据古蝉化石提出了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但一直缺少严格定量验证。本次研究结果为这个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早期的鸟类多为食虫性，而体形硕大的古蝉是其理想的食物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介绍，研究发现，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表示，以此研究推测，鸟类这一新兴飞行动物的起源和辐射，很可能对已有的飞行生物（昆虫和翼龙）产生严重影响。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由体形较小、食虫为主的基干类群，逐渐演替为体形较大、食性多样化的翼手龙类。作为潜在的竞争者，鸟类的繁盛可能促进了翼龙的类群演替。中生代的“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临沂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德国耶拿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德国洪堡学者基金会的资助。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为该成果绘制复原图。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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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中生代“飞行竞赛”添新证据（记者苏雁 通讯员姬尊雨）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它们是如何演化出飞行功能的？由于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学界对昆虫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有限。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研究员王博和研究员张海春，与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教授陈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余逸伦等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开展综合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古蝉总科（半翅目）是中生代的代表性树栖昆虫，翅展最长可达15厘米，生存时限从二叠纪晚期到白垩纪晚期（距今约2.6亿年至1亿年）。古蝉在中生代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记录，是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何为“飞行竞赛”？2010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在侏罗纪最晚期，古蝉类群存在一个明显的演替事件。“以古蝉为代表的昆虫很可能受到新兴空中捕食者的影响，拼命将自己装备起来，演化出了更强的飞行能力。”王博解释，这便是“飞行竞赛”假说。该假说虽被广泛引用，但一直缺少严格的定量验证。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所有代表性的古蝉化石进行检视，研究团队重建了古蝉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识别出了并系的早期古蝉和单系的晚期古蝉两个类群。研究进一步揭示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早期古蝉开始衰落，晚期古蝉开始崛起。综合各类形态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古蝉在这次类群演替事件中发生了明显的表型演化。该研究构建了古蝉的空气动力学模型，据此定量评估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研究发现，相比早期古蝉，晚期古蝉的翅载荷、飞行肌肉、前翅展弦均有提升，古蝉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学演化，飞行速度、飞行灵活度、飞行效率显著提升。该成果为定量计算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该研究发现的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鸟类可能是引起中生代“飞行竞赛”的“始作俑者”。研究认为，鸟类这一新兴飞行动物的起源和辐射，很可能对已有的飞行生物（昆虫和翼龙）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由体形较小、食虫为主的基干类群，逐渐演替为体形较大、食性多样化的翼手龙类。作为潜在的竞争者，鸟类的繁盛可能促进了翼龙的类群演替。总之，中生代的“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2024-10-28 -
【新华社】发现1亿年前的萤火虫生物发光是自然界中最令人着迷的奇观之一，无论是深海中发光的鱼类还是夏夜翩翩起舞的萤火虫，都不断吸引人类探寻其中的奥秘。最近，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领衔的国际研究在约1亿年前的缅甸琥珀中新发现一枚萤火虫化石。这为探寻生物发光的演化历史打开了新窗口。缅甸琥珀中的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化石。（南京古生物所供图）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向记者介绍，这枚新发现的萤火虫化石保存在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代表了萤科动物的一个新属种，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从形态上看，这种熠萤体长不足1厘米，拥有一对细长的触角和一对透明的翅膀。它的腹部末端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发光器，这是萤火虫特有的生物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在化石中清晰可见，并且与现代萤火虫的形态十分相似，表明这种萤火虫在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发光的能力，且发光器官在演化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腹部末端的发光器。（南京古生物所供图）此外，熠萤的触角末端还具有明显的椭圆形感受器。科研团队认为，这可能是特化的嗅觉感官，用于在夜晚寻找配偶。“通过现阶段的化石详细分析，我们推测，这类白垩纪熠萤的发光器可能既用于夜间求偶，也用于生物个体间的交流。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萤火虫演化历史的认识，未来随着更多化石的发现，我们有望进一步了解昆虫发光的演化历史以及形成机制。”蔡晨阳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上。来源：新华社记者：王珏玢2024-0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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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中国3处地质遗产地新入选全球地质遗产地名录中新网南京9月3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9月3日在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科联)近日公布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内蒙古“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广西“桂林喀斯特”等中国3处地质遗产地入选。9月3日，南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举行“中国3家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新闻发布会。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2022年10月，国际地科联公布全球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中国共有7处地质遗产入选。加上本次第二批入选的3处，中国迄今已拥有10处全球地质遗产地。“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作为地史时期成煤森林的特异埋藏记录，其火山灰内的高精度锆石定年结果表明，这个成煤森林的年龄为距今约2.98亿年，是最早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截至目前的调查研究，乌海“植物庞贝城”已囊括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践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因而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了最多的新物种。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端，表面出露有一套晚三叠世至早白垩世的陆相地层，含有中侏罗世恐龙化石的地层厚约180米。截至目前，已发掘出200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石。其中，已鉴定出26属29种，由此组成中侏罗世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拥有最为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这里也是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该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恐龙骨骼结构，这对于推断恐龙的行为至关重要。广西桂林喀斯特位于南岭构造带中部，以秀美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不同于抬升较快的云贵高原，桂林地区地层稳定，构造抬升相对缓慢，增强了其科学意义，成为全球岩溶研究的重要参考。桂林喀斯特是大陆型塔状岩溶的典型代表，是华南地区岩溶演化末期的地貌展现，使其成为开展岩溶过程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代表区域。据了解，中国入选全球首批地质遗产地名录的7处地质遗产地包括：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长兴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和‘金钉子’”、世界地质公园“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泊”“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云南石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地质公园“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珠峰奥陶纪岩石”等。(完)2024-09-04 -
【文汇报】第二批全球地质遗产地公布，中国这三地入选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地科联”）公布了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国有三地入选，分别是《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内蒙古）、《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四川）和《桂林喀斯特》（广西），涉及古生物学、地貌和地质活动过程等领域。9月3日，在“中国3家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新闻发布会上，受国际地科联委托，国际地科联国际地质遗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建平宣布了中国入选遗产地名单，并介绍了遴选的背景情况。地质遗产是忠实记录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是地质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地。所谓地质遗产地，是拥有国际意义的地质遗迹/地质过程的关键区域，可作为全球对比标准，或在地球科学发展历史中意义非凡的地点，代表该地质遗产地具有国际最高地学价值和研究水平，并得到有效保护。成立于196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是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地球科学团体，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合作伙伴，在国际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目前入会的国家和地区121个，代表着全球约100多万名地质科学家。2016年，国际地科联决定设立国际地球遗产委员会，开展与地质遗产的相关工作。2021年初，在国际地球遗产委员会的组织和协调下，开始首批地质遗产地的遴选。2022年10月，国际地科联在西班牙公布全球第一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浙江长兴“金钉子”地质剖面等7个中国地质遗迹成功入选。同时，国际地科联决定，今后每2年公布一批地质遗产地名录。第二批世界地质遗产地的遴选从2023年初开始，参与遴选评估专家从第一批的34个增加到87个，候选地国家从第一批56个增加到80个。全球17个国际组织的700多名专家参加了全球提名。在全球地学领域顶级专家的严格、公正评选的基础上，国际地科联最终认定来自53个国家（13个新国家）的100个地质遗产地成功入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评选规则，能够入选的地质遗产地，必须是该领域全球最佳代表，具有全球对比意义。入选的地质遗产地，必须是进行了重要科学研究的全球参考，其科学价值必须通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研究成果得到体现。地质遗产地必须具有明确的边界，面积大小不限，但最能展示科学价值的地质现象必须在边界之内。这次，中国有三地入选第二批地址遗产地。作为我国地质遗迹的杰出代表，这三地的入选意味着其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其目前的保护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火山灰保存下的精美热带成煤沼泽森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是地史时期成煤森林的特异埋藏记录，也被称作“植物庞贝城”。该成煤森林在生长时被倾泻而下的火山灰保存在现今的内蒙古乌达煤田两个煤层之间。火山灰内的高精度锆石定年结果表明，这个成煤森林的年龄为距今298.34±0.09百万年，与石炭-二叠纪之间的界线年龄十分接近，是最早的二叠纪成煤森林。在这里，植物残骸以异常完整的形态被保存下来，部分结构矿化保留了植物内部特征。植物群由七大类植物构成，即石松类、有节类、蕨类、前裸子植物、种子蕨类、早期裸子植物和苏铁类植物，具备了现代植被类群中除被子植物以外的各大类群。许多化石还记录了昆虫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取食）以及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攀爬），保存了地史时期热带雨林群落及其中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细节。这一独特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提供了窥探晚古生代的地球生态窗口”，被《Science》杂志以《火山灰中浮现远古陆地：被埋在煤层中的“植物庞贝”为二叠纪时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气候提供了新的解析》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有着大量重建的化石植物，是全球最精确（通过样方采样法）重建的成煤森林景观，为了解地史时期群落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通过研究已发现植物化石50余种，表明了该时期成煤森林的高度多样性和演化程度。部分物种已实现完整植物重建，在植物系统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科学突破，为生命树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乌达化石产地真实地展示了植物是如何形成煤的，以及形成煤的森林是什么样子的。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首次发现于1998年，但直到2003年才被识别出是火山成因。随后，由来自英国、美国、捷克、德国和中国的约30名专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了60多篇关于其分类学、生态学和地质学的论文，对其深度研究仍在继续。截至目前的调查研究，乌海“植物庞贝城”现已囊括了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践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因而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了最多的新物种。“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位于四川盆地的自流井背斜的东北端。四川盆地是中国南部上扬子地台著名的红色盆地，表面出露有一套晚三叠世至早白垩世的陆相地层。含有恐龙化石的地层厚约180米，为中侏罗世下沙溪庙组，由湖泊和河流碎屑沉积组成，主要为紫红色泥岩，夹黄灰色或灰绿色中至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或长石岩屑砂岩。恐龙化石集中在3-5米厚的灰绿色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中，分布于下沙溪庙组的下部。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出200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石。其中，已鉴定出26属29种，包括蜥脚类、基干新鸟臀类、剑龙类、鱼类、两栖类、龟类、鳄类、蛇颈龙类、翼龙类和兽孔目类，由此组成了中侏罗世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这里有最为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这里也是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除了身为蜀龙动物群的类型产地，许多基干类群，如真蜥脚类恐龙——李氏蜀龙，大鼻龙类——董氏大山铺龙，剑龙类——太白华阳龙，新鸟臀龙类——劳氏灵龙等，都是各自类别的典型代表。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恐龙骨骼结构，如蜥脚类恐龙的尾锤，剑龙的肩棘等，对于推断恐龙的行为至关重要。大山铺恐龙化石遗址填补了恐龙进化史上的某些空白，并为从各个方面研究恐龙及与其他脊椎类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已于2008年入选自贡世界地质公园。该遗址占地约7万平方米，于1972年首次发现。此后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亚洲和国内首个专题恐龙博物馆。国内外的科学家对遗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专著10余部，特刊5期，科普专著5部以上，学术论文100余篇。“桂林喀斯特”——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范广西桂林喀斯特位于南岭构造带中部，上泥盆系至下石炭系灰岩地区，灰岩地层厚达3000米，以秀美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受古生代构造运动的影响，桂林喀斯特由背斜和向斜组成，形成了独特的岩溶发育盆地。厚层碳酸盐岩、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充沛的降雨，共同促进了强烈的岩溶发育。第四纪以来，该地区的差异性构造抬升塑造了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主要形成两种岩溶地貌：塔状岩溶和锥状岩溶。塔状岩溶或“地表流岩溶”在低地占主导地位，外源水汇入产生侧向侵蚀。而锥状岩溶或“垂直渗透岩溶”发生在地势较高处，地下水位较深，降水入渗产生垂向侵蚀。“桂林模式”是这种岩溶动态发育过程的典型代表，展示了岩溶特征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不同于抬升较快的云贵高原，桂林地区地层稳定，构造抬升相对缓慢，增强了其科学意义，使其成为全球岩溶研究的重要参考。桂林喀斯特是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型代表，是华南地区岩溶演化末期的地貌展现。它位于外源水盆地中，其地质背景塑造了独特的岩溶发育，使其成为开展岩溶过程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代表区域。“桂林模式”展现了峰林和峰丛岩溶形态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具有国际科学意义。对桂林岩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徐霞客探索了88个洞穴，创造了“峰林”和“峰丛”两个术语。当代研究侧重于进一步了解岩溶动力学，建立“峰丛”和“峰林”同时演化模型，以及其影响中国绘画和诗歌的美学价值。桂林岩溶已于2007年入选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作者：许琦敏文：许琦敏图：受访者提供编辑：许琦敏责任编辑：任荃2024-09-04 -
【学习强国】中国3家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地科联”）公布了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国3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科联地质遗产地，分别是“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内蒙古）、“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四川）和“桂林喀斯特”（广西），涉及古生物学、地貌和地质活动过程等领域。9月3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3家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受国际地科联委托，国际地科联国际地质遗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建平宣布中国入选遗产地名单并介绍遴选的背景情况。2022年国际地科联公布了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地质遗产是忠实记录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是地质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地。地质遗产地的定义为：拥有国际意义的地质遗迹/地质过程的关键区域，可作为全球对比标准，或在地球科学发展历史中意义非凡的地点，代表该地质遗产地具有国际最高地学价值和研究水平，并得到有效保护。这次中国入选的3个地质遗产地，是我国地质遗迹的杰出代表，其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其目前的保护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质遗迹资源，改革开放后，党和各级政府及学术机构积极推动地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使得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快速发展，学术水平迅速提高，多位中国的地质科学家担任了几十个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国际学术地位和竞争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地质科学研究与矿产资源勘查、全民科学普及密不可分，在宣传宜居地球和矿产资源形成、生命演化、人类起源等科学知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3个遗产地的入选也体现了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国际水平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次入选的我国三处地质遗产地介绍1.“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是地史时期成煤森林的特异埋藏记录，也被称作“植物庞贝城”。该成煤森林在生长时被倾泻而下的火山灰保存在现今的内蒙古乌达煤田两个煤层之间。火山灰内的高精度锆石定年结果表明，这个成煤森林的年龄为距今298.34±0.09百万年，与石炭-二叠纪之间的界线年龄十分接近，是最早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植物残骸以异常完整的形态被保存下来，部分结构矿化保留了植物内部特征。植物群由七大类植物构成，即石松类、有节类、蕨类、前裸子植物、种子蕨类、早期裸子植物和苏铁类植物，具备了现代植被类群中除被子植物以外的各大类群。许多化石还记录了昆虫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取食）以及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攀爬），保存了地史时期热带雨林群落及其中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细节。这一独特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提供了窥探晚古生代的地球生态窗口”，被《Science》杂志以《火山灰中浮现远古陆地：被埋在煤层中的“植物庞贝”为二叠纪时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气候提供了新的解析》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有着大量重建的化石植物，是全球最精确（通过样方采样法）重建的成煤森林景观，为了解地史时期群落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通过研究已发现植物化石50余种，表明了该时期成煤森林的高度多样性和演化程度。部分物种已实现完整植物重建，在植物系统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科学突破，为生命树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乌达化石产地真实地展示了植物是如何形成煤的，以及形成煤的森林是什么样子的。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首次发现于1998年，但直到2003年才被识别出是火山成因。随后，由来自英国、美国、捷克、德国和中国的约30名专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了60多篇关于其分类学、生态学和地质学的论文，对其深度研究仍在继续。截至目前的调查研究，乌海“植物庞贝城”现已囊括了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践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因而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了最多的新物种。2.“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位于四川盆地的自流井背斜的东北端。四川盆地是中国南部上扬子地台著名的红色盆地，表面出露有一套晚三叠世至早白垩世的陆相地层。含有恐龙化石的地层厚约180米，为中侏罗世下沙溪庙组，由湖泊和河流碎屑沉积组成，主要为紫红色泥岩，夹黄灰色或灰绿色中至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或长石岩屑砂岩。恐龙化石集中在3至5米厚的灰绿色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中，分布于下沙溪庙组的下部。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出200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石。其中，已鉴定出26属29种，包括蜥脚类、基干新鸟臀类、剑龙类、鱼类、两栖类、龟类、鳄类、蛇颈龙类、翼龙类和兽孔目类，由此组成了中侏罗世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这里有最为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这里也是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除了身为蜀龙动物群的类型产地，许多基干类群，如真蜥脚类恐龙——李氏蜀龙，大鼻龙类——董氏大山铺龙，剑龙类——太白华阳龙，新鸟臀龙类——劳氏灵龙等，都是各自类别的典型代表。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恐龙骨骼结构，如蜥脚类恐龙的尾锤，剑龙的肩棘等，对于推断恐龙的行为至关重要。大山铺恐龙化石遗址填补了恐龙进化史上的某些空白，并为从各个方面研究恐龙及与其他脊椎类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占地约7万平方米，于1972年首次发现。此后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亚洲和国内首个专题恐龙博物馆。国内外的科学家对遗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专著10余部，特刊5期，科普专著5部以上，学术论文100余篇。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已于2008年入选自贡世界地质公园。3.“桂林喀斯特”——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范广西桂林喀斯特位于南岭构造带中部，上泥盆系至下石炭系灰岩地区，灰岩地层厚达3000米，以秀美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受古生代构造运动的影响，桂林喀斯特由背斜和向斜组成，形成了独特的岩溶发育盆地。厚层碳酸盐岩、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充沛的降雨，共同促进了强烈的岩溶发育。第四纪以来，该地区的差异性构造抬升塑造了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主要形成两种岩溶地貌：塔状岩溶和锥状岩溶。塔状岩溶或“地表流岩溶”在低地占主导地位，外源水汇入产生侧向侵蚀。而锥状岩溶或“垂直渗透岩溶”发生在地势较高处，地下水位较深，降水入渗产生垂向侵蚀。“桂林模式”是这种岩溶动态发育过程的典型代表，展示了岩溶特征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不同于抬升较快的云贵高原，桂林地区地层稳定，构造抬升相对缓慢，增强了其科学意义，使其成为全球岩溶研究的重要参考。桂林喀斯特是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型代表，是华南地区岩溶演化末期的地貌展现。它位于外源水盆地中，其地质背景塑造了独特的岩溶发育，使其成为开展岩溶过程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代表区域。“桂林模式”展现了峰林和峰丛岩溶形态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具有国际科学意义。对桂林岩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徐霞客探索了88个洞穴，创造了“峰林”和“峰丛”两个术语。当代研究侧重于进一步了解岩溶动力学，建立“峰丛”和“峰林”同时演化模型，以及其影响中国绘画和诗歌的美学价值。桂林岩溶已于2007年入选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责任编辑：杨雪2024-09-04